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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遗址考古与保护—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7年度业务工作交流
发布时间:2018-02-12    文章出处:云南考古    作者:云南考古    点击率:
  2018年2月9日,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召开2017年度业务工作交流会,会议聚焦“大遗址考古与保护”,选取石寨山大遗址考古和龙于图山遗址文物保护规划两个典型性项目进行交流。会议由所长刘旭主持,全所在职职工参加了会议。

  刘旭首先指出,大遗址工作近些年来已成为我所工作的重点,立足于自身工作职能,我们的相关工作主要集中于大遗址的考古研究和大遗址文物保护规划的编制两个方面,这次所指定的两个项目是分别与之相对应的。希望两个项目负责人接下来的
汇报交流不仅仅局限于面上的工作情况,而尤其要侧重于更深层次的理念、思路与方法,甚至是困惑。


会议现场

  一、筚路蓝缕、砥砺前行——石寨山古墓群大遗址考古

  汇报人:蒋志龙


蒋志龙研究员做汇报

  石寨山古墓群是云南乃至中国青铜时代—铁器时代最著名的遗址之一,因该墓地的第六号墓葬中发现黄金质地的“滇王之印”,石寨山被认为是滇王及其亲族的墓地。该墓地1965年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全国“十一、五”100处大遗址之一。2013年国家文物局发布《大遗址保护“十二·五”专项规划》,将石寨山遗址列为150处大遗址之一。


滇王之印


叠鼓型贮贝器

  石寨山文化(俗称滇文化)是以典型遗址——石寨山古墓群命名的考古学文化,是云南乃至中国西南青铜时代—铁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考古学文化之一,是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的“古滇国”的历史见证,是云贵高原发展程度最高的考古学文化之一,对中国西南乃至东南亚地区的古代文化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有着极高的科学研究、宣传、展示利用等价值。

  石寨山古墓群大遗址由包括石寨山古墓群遗址本体和分布在滇池盆地的其它石寨山文化遗址所构成。根据他们的分布特点将其分为6个区域,其中,以滇池东南岸的石寨山古墓群遗址本体最为有名。

  长期以来,我们对石寨山文化的认识都是建立在墓葬材料的基础上,聚落遗址材料的缺失成为阻滞石寨山文化深入研究的瓶颈。2008—2010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系联合开展的滇池盆地史前聚落考古调查,可以看做是石寨山大遗址考古工作的开端。但正式工作还是在国家文物局《关于石寨山古墓群2014—2018年考古工作计划的批复》获准后才开始实施的。

  根据已有材料,我们将滇池盆地的石寨山文化遗址分为东区、东北区、西北区、东南区、西区和南区等六个区域。在这六个区域中,以东南区的基础条件较好,也最有影响。我们的大遗址工作就选择从东南区开始。


石寨山古墓群大遗址分布示意图

  东南区位于昆明市晋宁区的上蒜镇、晋城镇和六街镇。相较于其他区域而言,东南区的大规模建设相对较少,遗址保存相对较好,考古工作有一定的基础,除了石寨山先后五次正式发掘、小平山小规模正式发掘清理而外,金砂山和大湾山等墓地也都是进行了抢救性清理而已,其它遗址则都是考古调查中发现的。除了前面提到的2008—2010年中美合作滇池区域史前聚落考古调查之外,20世纪50年代末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黄展岳先生等首次对滇池地区的古代遗存进行了调查(《考古》1959年4期),随后,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身)也对滇池周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调查(《考古》1961年1期),20世纪的两次调查都将发现数量较多的“同心圆纹盘”认定为滇池盆地新石器时代的代表性器物。1990年的玉溪刺桐关遗址和2005年昆明西山龙门天子庙贝丘遗址的发掘,证明“同心圆纹盘”是石寨山文化(俗称滇文化)的遗物而非新石器时代的遗物。2008—2010年的联合调查,除了山地可利用阶地的断面观察遗址的文化堆积而外,在冲积平原地区则是根据地表采集的陶片和村民打水井取出的陶片等来判定遗址。至于遗址堆积的文化层厚度则无从知晓,而遗址的大小则根据陶片分布的疏密程度来进行推测,主观成分较浓。在整个东南部地区除了个别山顶和山腰发现有零星螺蛳壳以外,在盆地内的冲积平原地区,陶片则往往与螺蛳壳伴生。这也让人们造成错觉,凡是有螺蛳壳的地方,就一定是聚落遗址。

  在整个滇池东南岸,除晋宁石寨山古墓群遗址的情况比较清楚以外,该区域内的其它遗址的情况,我们掌握非常有限或者根本不掌握。石寨山古墓群6号墓所出的黄金之地的“滇王之印”,学术界认定石寨山就是滇王及其亲族的墓地,13号墓和71号墓等墓葬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认识。那么,这些墓主人在世时居住在什么地方?毋容置疑,石寨山文化拥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她是否有“中心都邑”或者“都城”一类的聚落?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寻找石寨山文化的居址和城址。


71号墓

  针对这一地区的考古工作实际,经过认真反复的思考,制定了以“全方位调查、大面积普探、重点区域详探、关键部位试掘、发掘、多学科介入、新技术运用、高精度测绘及资料数字化”的总体思路开展考古工作。考古普探和高精度测绘等工作实行外包,其余工作由我所人员承担。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将考古普探工作委托给陕西龙腾考古勘探公司承担。高精度测绘则委托给有测绘资质的单位承担。鉴于螺蛳壳堆积较厚的地方,洛阳铲钻探有相当的难度,要么打不下去,即便打下去了,也带不上来,直接影响勘探的效果。我们则需要采用其它方式诸如挖探沟的形式,来解决这一问题。

  之前,清代学者袁嘉谷(1872—1937)在晋城立了一块“汉益州郡滇池县故址碑”,绝大多数人认为古滇国的都城在晋宁区的晋城镇。但我们在晋城的调查中,仅发现了汉代的瓦片和菱形纹砖(墓砖),却极少见石寨山文化的遗物,又据20世纪40年代的卫星照片,隐约可以看到有城墙的转角存在,在城墙的拐角处发现有汉瓦,我们推测晋城是汉代益州郡的郡址。现晋城的市镇建筑已经完全覆盖,无法开展进一步的考古工作。2008—2010年的中美联合调查发现河泊所区域的陶片分布面积最大,所以,推测古滇国的“都城”可能在河泊所而非晋城镇。河泊所东距晋城镇约8千米。

  从2014年底开始至2017年底的三年时间里调查和复查面积在150平方千米、普探面积达110平方千米,重点勘探面积2平方千米。基本摸清了这一地区的遗址分布情况和古代水系的分布情况。考古勘探表明:在整个滇池东南岸,河泊所—石寨山—金砂村为核心分布区,在该核心分布区的外围有5个不同规模的聚落群分布。这些聚落群的分布都与河流有关。


2014至2017年石寨山大遗址考古勘探平面图

  为了验证普探的可靠性,一方面,我们对河泊所—石寨山—金砂村核心区域的地区进行详探,以了解遗址的文化堆积情况。在详探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台地和相间排列的河道,这些相间排列的台地和河道似乎不像是自然形成的。


勘探发现的部分台地与河道的示意图

  为了弄清楚这些台地的情况,我们向国家文物局提出了上西河遗址的发掘申请,上西河遗址的发掘表明,该台地为石寨山文化的聚落(村落),清理发掘了40多座房屋基址和人类生活形成的大量垃圾坑,而到汉代时,在同一地方发现分布十分密集的13眼水井。


水井

  石寨山大遗址考古和上西河遗址的发掘给我们以下启示:首先,这些相间排列的台地和河道极可能是人类有意识的安排而非自然形成的;其次,石寨山文化聚落所处的海拔为1883米左右,比现今的滇池水面1887米还低4米,证明石寨山文化时期的滇池水面远较现在为低,石寨山文化和后来的汉文化时期可能是一个相对干旱的时期,对滇池湖泊沉积物的分析也证实了这种看法。孙髯翁先生笔下的“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描绘的是明清时期的滇池景象,在石寨山文化时期是不存在的。
石寨山大遗址考古工作是一个长期的工作,需要揭开的谜底很多很多,目前仅仅揭开了石寨山文化遗址(城址)的冰山一角。

  项目汇报完毕后,与会者就益州郡址与滇中心聚落的关系、汉文化因素的介入直至最终替代、河泊所台地的形成及其与河道的关系、各台地是否存在功能分区、铜料的来源、滇池水位不同历史时期的消涨及其可能存在的水利工程、下一步的保护规划思路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讨论。

  二、龙于浮图——关于龙于图山遗址的规划
  
  汇报人:何东


何东主任做汇报

  浮图当为浮屠之异写,今有浮图在山上,亦曰龙于山,亦谓之龙于图城。

  南诏诸事历来多被笼罩在历史的迷雾中,且南诏之前之后的西南诸民族的民族堆积、层次问题更加剧了研究南诏历史脉络的难度。从文史角度不乏关于南诏不同年代、不同作者、不同视野的志书如:《南诏图传》、《新唐书》、《蛮书》、《南沼野史》等,近代还有相当数量的论述从不同方面梳理南诏历史,但语言和文字的抽象性和对所描述对象语意上的不确定性、还有语言作为媒体的一种天然的功能局限、加上图形图画流传较少,过往的南诏仅给后人留下一个模糊背影。


1、5 瓦当 2、4 滴水 3、残花砖 6、柱础花纹

  1958年10月29日至11月2日云南省文化局考古工作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身)根据文献记载在龙于图山城址开展了首轮发掘,发掘面积不大但发现大量砖、瓦、石等建筑构件,部分陶器及残片,收获颇丰。随后1990年对龙于图山城址的进一步发掘出土了更多的器物、造像,对遗址的轮廓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前两次的发掘通过考古学的手段、方法得到一些基本认知并坐实了几个事实:一是通过出土器物上的文字证明龙于图山城址是属于南诏的古城遗址;二是厘清了龙于图山城址和太和城、羊苴咩城等其他南诏古城址的时序关系;三是通过遗址格局和功能确定了该遗址并不是一般居住址;四是揭露了该古城址的部分构造形态和用材、工艺等。但限于当时的考古发掘目的和发掘手段、时间、记录方法等局限性,有很多问题仍然没有答案。

  随着龙于图山城址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部门计划针对该城址编制专项的文物保护规划,承担任务的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建筑部随即着手开展规划编制工作。经历了漫长的、反复多次文史资料收集、地形图测绘、前期发掘报告研读、现场调勘、研讨等前期工作之后,规划编制组却陷入了更大的困惑中。由于过往的发掘更多着眼于局部,追求对该遗址性质、年代的判定,没有进一步对遗址的整体格局、规模、建筑布局、边界、功能关系、基本构成等方面开展考古学、建筑学意义上的研究和探索,遗址的认知空白依然过多、轮廓模糊,现有资料和条件难以满足文物保护规划编制的基本要求,龙于图山依然还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龙于图山鸟瞰

  有鉴于此,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调集考古部的古遗址、古城址方面的专家何金龙教授以及巍山县文物管理所的专家加入到规划编制组,并对龙于图山城址按照规划编制的要求对其范围边界、分布、埋藏物、埋藏深度等方面进行新一轮的考古调勘,同时对今后的古城遗址的发掘、保护、管理、展示利用等工作提供依据、指明保护方向,制定出能贴合该遗址文物特征、文物价值和需求的保护策略和规划措施。

  随着调勘展开,遗址渐渐地显露出之前没被世人所认识的另一面:遗址本体的边界逐渐显现出来、自然地势和遗址的关系也清晰起来、已消逝的建筑群的大体平面模样慢慢地从地景中浮现,同时考古人员在探沟中梳理出了各种遗存、遗迹和器物:散布的陶片和瓦件、材质构造各异的多处砖石地幔、排列整齐的柱洞、巨大的建筑基础的石构件、垒砌的夯土遗迹、细密的人工铺筑沙土垫层…,这还仅仅是初探揭示出遗址全貌的冰山一角,这些遗存虽不完整但直观、鲜活地展示出龙于图城本来的几许样貌。

残花砖纹饰

  随后考古部提供了期待中的调勘报告,其内容和结论是令人兴奋的:找到了城墙!断续在龙于山脊探明了东、西、北三面夯土垒砌而成的城墙遗址,印证了古文献中关于龙于图城的记载,更重要的是确定了古城址的范围和边界,由此,龙于图山城址的研究从文字中的抽象描述或出土残迹的零星印象走向了边界清晰、形态完整、空间格局明朗的图形学研究之路。未来可在统一的总图、明确的规划设计指导下逐步开展不同层级的考古发掘、遗存揭露作业,对遗址依序推演、琢磨,探明其未解谜题。同时该调勘在地势最高处火把山区域新发现了不同于其他基址的瞭望用高台建筑遗迹,使龙于图城的完整形态得以呈现、空间布局更有说服力、高台建筑的位置和功能契合于先前判定其城址的性质。


现状图

  在主体明确、轮廓清楚、边界分明,周边地形、地貌、地物和环境格局资料完备的情况下,终于具备了编制保护规划的必要条件。基于龙于图山城址的特点重新审视对该遗址的保护理念和保护策略,并参照国家文物局对文物保护规划编制的基本要求,规划编制组正按如下内容和序列逐步开展该遗址的文物保护规划编制工作:

  认定文物构成、保护对象、梳理相关文物遗存,评估文物价值,评估遗产现状和环境现状,划定遗产保护范围,制定发掘计划,制定遗存本体保护措施,环境整治,编制展示计划,研究规划,经济评估。


规划初步构想图

  目前规划编制工作还在进行中,但可以期待的是最后的结果终会在某些方面有所突破。文物保护和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在物的基础上,对人类历史进行分析和解释,重建文化史、重现文化形态、解释文化过程,探寻古代文化的魅力、传承人类的智慧。文物保护和考古学是一定要研究“物”的,脱离单纯望文生义而依据实物例证和全面的图形、图像信息是保护和研究的更高层次,从这个角度看目前因考古学手段的介入在文物保护规划中所取得的初步成果是有不同寻常意义的:所谓迷雾中浮现的龙于图,走出书简的南诏……

  项目汇报完毕后,与会者就规划所必须依据的考古工作的深度、遗址功能分区、规划中的相应对策、考古工作计划、遗址的合理有效利用、规划在执行中的强制力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刘旭所长在会议的小结中指出,大遗址的考古与保护是互为因果、互为条件的,现在我们业内很多做遗址保护规划的同志仅满足于相关考古资料的静态引用,而缺乏对考古成果的深入理解和把握,缺乏与考古工作者的有效沟通,这直接影响到了其规划的针对性和成效。一个好的遗址保护规划,是建立在考古人员与规划人员密切协作基础上的,我所兼具考古研究与保护规划两项工作职能,应该有条件在这方面做出典范。

  最后,刘旭所长对2018年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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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遗址考古与保护—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7年度业务工作交流

发布时间: 2018-02-12

  2018年2月9日,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召开2017年度业务工作交流会,会议聚焦“大遗址考古与保护”,选取石寨山大遗址考古和龙于图山遗址文物保护规划两个典型性项目进行交流。会议由所长刘旭主持,全所在职职工参加了会议。

  刘旭首先指出,大遗址工作近些年来已成为我所工作的重点,立足于自身工作职能,我们的相关工作主要集中于大遗址的考古研究和大遗址文物保护规划的编制两个方面,这次所指定的两个项目是分别与之相对应的。希望两个项目负责人接下来的
汇报交流不仅仅局限于面上的工作情况,而尤其要侧重于更深层次的理念、思路与方法,甚至是困惑。


会议现场

  一、筚路蓝缕、砥砺前行——石寨山古墓群大遗址考古

  汇报人:蒋志龙


蒋志龙研究员做汇报

  石寨山古墓群是云南乃至中国青铜时代—铁器时代最著名的遗址之一,因该墓地的第六号墓葬中发现黄金质地的“滇王之印”,石寨山被认为是滇王及其亲族的墓地。该墓地1965年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全国“十一、五”100处大遗址之一。2013年国家文物局发布《大遗址保护“十二·五”专项规划》,将石寨山遗址列为150处大遗址之一。


滇王之印


叠鼓型贮贝器

  石寨山文化(俗称滇文化)是以典型遗址——石寨山古墓群命名的考古学文化,是云南乃至中国西南青铜时代—铁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考古学文化之一,是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的“古滇国”的历史见证,是云贵高原发展程度最高的考古学文化之一,对中国西南乃至东南亚地区的古代文化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有着极高的科学研究、宣传、展示利用等价值。

  石寨山古墓群大遗址由包括石寨山古墓群遗址本体和分布在滇池盆地的其它石寨山文化遗址所构成。根据他们的分布特点将其分为6个区域,其中,以滇池东南岸的石寨山古墓群遗址本体最为有名。

  长期以来,我们对石寨山文化的认识都是建立在墓葬材料的基础上,聚落遗址材料的缺失成为阻滞石寨山文化深入研究的瓶颈。2008—2010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系联合开展的滇池盆地史前聚落考古调查,可以看做是石寨山大遗址考古工作的开端。但正式工作还是在国家文物局《关于石寨山古墓群2014—2018年考古工作计划的批复》获准后才开始实施的。

  根据已有材料,我们将滇池盆地的石寨山文化遗址分为东区、东北区、西北区、东南区、西区和南区等六个区域。在这六个区域中,以东南区的基础条件较好,也最有影响。我们的大遗址工作就选择从东南区开始。


石寨山古墓群大遗址分布示意图

  东南区位于昆明市晋宁区的上蒜镇、晋城镇和六街镇。相较于其他区域而言,东南区的大规模建设相对较少,遗址保存相对较好,考古工作有一定的基础,除了石寨山先后五次正式发掘、小平山小规模正式发掘清理而外,金砂山和大湾山等墓地也都是进行了抢救性清理而已,其它遗址则都是考古调查中发现的。除了前面提到的2008—2010年中美合作滇池区域史前聚落考古调查之外,20世纪50年代末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黄展岳先生等首次对滇池地区的古代遗存进行了调查(《考古》1959年4期),随后,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身)也对滇池周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调查(《考古》1961年1期),20世纪的两次调查都将发现数量较多的“同心圆纹盘”认定为滇池盆地新石器时代的代表性器物。1990年的玉溪刺桐关遗址和2005年昆明西山龙门天子庙贝丘遗址的发掘,证明“同心圆纹盘”是石寨山文化(俗称滇文化)的遗物而非新石器时代的遗物。2008—2010年的联合调查,除了山地可利用阶地的断面观察遗址的文化堆积而外,在冲积平原地区则是根据地表采集的陶片和村民打水井取出的陶片等来判定遗址。至于遗址堆积的文化层厚度则无从知晓,而遗址的大小则根据陶片分布的疏密程度来进行推测,主观成分较浓。在整个东南部地区除了个别山顶和山腰发现有零星螺蛳壳以外,在盆地内的冲积平原地区,陶片则往往与螺蛳壳伴生。这也让人们造成错觉,凡是有螺蛳壳的地方,就一定是聚落遗址。

  在整个滇池东南岸,除晋宁石寨山古墓群遗址的情况比较清楚以外,该区域内的其它遗址的情况,我们掌握非常有限或者根本不掌握。石寨山古墓群6号墓所出的黄金之地的“滇王之印”,学术界认定石寨山就是滇王及其亲族的墓地,13号墓和71号墓等墓葬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认识。那么,这些墓主人在世时居住在什么地方?毋容置疑,石寨山文化拥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她是否有“中心都邑”或者“都城”一类的聚落?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寻找石寨山文化的居址和城址。


71号墓

  针对这一地区的考古工作实际,经过认真反复的思考,制定了以“全方位调查、大面积普探、重点区域详探、关键部位试掘、发掘、多学科介入、新技术运用、高精度测绘及资料数字化”的总体思路开展考古工作。考古普探和高精度测绘等工作实行外包,其余工作由我所人员承担。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将考古普探工作委托给陕西龙腾考古勘探公司承担。高精度测绘则委托给有测绘资质的单位承担。鉴于螺蛳壳堆积较厚的地方,洛阳铲钻探有相当的难度,要么打不下去,即便打下去了,也带不上来,直接影响勘探的效果。我们则需要采用其它方式诸如挖探沟的形式,来解决这一问题。

  之前,清代学者袁嘉谷(1872—1937)在晋城立了一块“汉益州郡滇池县故址碑”,绝大多数人认为古滇国的都城在晋宁区的晋城镇。但我们在晋城的调查中,仅发现了汉代的瓦片和菱形纹砖(墓砖),却极少见石寨山文化的遗物,又据20世纪40年代的卫星照片,隐约可以看到有城墙的转角存在,在城墙的拐角处发现有汉瓦,我们推测晋城是汉代益州郡的郡址。现晋城的市镇建筑已经完全覆盖,无法开展进一步的考古工作。2008—2010年的中美联合调查发现河泊所区域的陶片分布面积最大,所以,推测古滇国的“都城”可能在河泊所而非晋城镇。河泊所东距晋城镇约8千米。

  从2014年底开始至2017年底的三年时间里调查和复查面积在150平方千米、普探面积达110平方千米,重点勘探面积2平方千米。基本摸清了这一地区的遗址分布情况和古代水系的分布情况。考古勘探表明:在整个滇池东南岸,河泊所—石寨山—金砂村为核心分布区,在该核心分布区的外围有5个不同规模的聚落群分布。这些聚落群的分布都与河流有关。


2014至2017年石寨山大遗址考古勘探平面图

  为了验证普探的可靠性,一方面,我们对河泊所—石寨山—金砂村核心区域的地区进行详探,以了解遗址的文化堆积情况。在详探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台地和相间排列的河道,这些相间排列的台地和河道似乎不像是自然形成的。


勘探发现的部分台地与河道的示意图

  为了弄清楚这些台地的情况,我们向国家文物局提出了上西河遗址的发掘申请,上西河遗址的发掘表明,该台地为石寨山文化的聚落(村落),清理发掘了40多座房屋基址和人类生活形成的大量垃圾坑,而到汉代时,在同一地方发现分布十分密集的13眼水井。


水井

  石寨山大遗址考古和上西河遗址的发掘给我们以下启示:首先,这些相间排列的台地和河道极可能是人类有意识的安排而非自然形成的;其次,石寨山文化聚落所处的海拔为1883米左右,比现今的滇池水面1887米还低4米,证明石寨山文化时期的滇池水面远较现在为低,石寨山文化和后来的汉文化时期可能是一个相对干旱的时期,对滇池湖泊沉积物的分析也证实了这种看法。孙髯翁先生笔下的“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描绘的是明清时期的滇池景象,在石寨山文化时期是不存在的。
石寨山大遗址考古工作是一个长期的工作,需要揭开的谜底很多很多,目前仅仅揭开了石寨山文化遗址(城址)的冰山一角。

  项目汇报完毕后,与会者就益州郡址与滇中心聚落的关系、汉文化因素的介入直至最终替代、河泊所台地的形成及其与河道的关系、各台地是否存在功能分区、铜料的来源、滇池水位不同历史时期的消涨及其可能存在的水利工程、下一步的保护规划思路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讨论。

  二、龙于浮图——关于龙于图山遗址的规划
  
  汇报人:何东


何东主任做汇报

  浮图当为浮屠之异写,今有浮图在山上,亦曰龙于山,亦谓之龙于图城。

  南诏诸事历来多被笼罩在历史的迷雾中,且南诏之前之后的西南诸民族的民族堆积、层次问题更加剧了研究南诏历史脉络的难度。从文史角度不乏关于南诏不同年代、不同作者、不同视野的志书如:《南诏图传》、《新唐书》、《蛮书》、《南沼野史》等,近代还有相当数量的论述从不同方面梳理南诏历史,但语言和文字的抽象性和对所描述对象语意上的不确定性、还有语言作为媒体的一种天然的功能局限、加上图形图画流传较少,过往的南诏仅给后人留下一个模糊背影。


1、5 瓦当 2、4 滴水 3、残花砖 6、柱础花纹

  1958年10月29日至11月2日云南省文化局考古工作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身)根据文献记载在龙于图山城址开展了首轮发掘,发掘面积不大但发现大量砖、瓦、石等建筑构件,部分陶器及残片,收获颇丰。随后1990年对龙于图山城址的进一步发掘出土了更多的器物、造像,对遗址的轮廓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前两次的发掘通过考古学的手段、方法得到一些基本认知并坐实了几个事实:一是通过出土器物上的文字证明龙于图山城址是属于南诏的古城遗址;二是厘清了龙于图山城址和太和城、羊苴咩城等其他南诏古城址的时序关系;三是通过遗址格局和功能确定了该遗址并不是一般居住址;四是揭露了该古城址的部分构造形态和用材、工艺等。但限于当时的考古发掘目的和发掘手段、时间、记录方法等局限性,有很多问题仍然没有答案。

  随着龙于图山城址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部门计划针对该城址编制专项的文物保护规划,承担任务的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建筑部随即着手开展规划编制工作。经历了漫长的、反复多次文史资料收集、地形图测绘、前期发掘报告研读、现场调勘、研讨等前期工作之后,规划编制组却陷入了更大的困惑中。由于过往的发掘更多着眼于局部,追求对该遗址性质、年代的判定,没有进一步对遗址的整体格局、规模、建筑布局、边界、功能关系、基本构成等方面开展考古学、建筑学意义上的研究和探索,遗址的认知空白依然过多、轮廓模糊,现有资料和条件难以满足文物保护规划编制的基本要求,龙于图山依然还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龙于图山鸟瞰

  有鉴于此,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调集考古部的古遗址、古城址方面的专家何金龙教授以及巍山县文物管理所的专家加入到规划编制组,并对龙于图山城址按照规划编制的要求对其范围边界、分布、埋藏物、埋藏深度等方面进行新一轮的考古调勘,同时对今后的古城遗址的发掘、保护、管理、展示利用等工作提供依据、指明保护方向,制定出能贴合该遗址文物特征、文物价值和需求的保护策略和规划措施。

  随着调勘展开,遗址渐渐地显露出之前没被世人所认识的另一面:遗址本体的边界逐渐显现出来、自然地势和遗址的关系也清晰起来、已消逝的建筑群的大体平面模样慢慢地从地景中浮现,同时考古人员在探沟中梳理出了各种遗存、遗迹和器物:散布的陶片和瓦件、材质构造各异的多处砖石地幔、排列整齐的柱洞、巨大的建筑基础的石构件、垒砌的夯土遗迹、细密的人工铺筑沙土垫层…,这还仅仅是初探揭示出遗址全貌的冰山一角,这些遗存虽不完整但直观、鲜活地展示出龙于图城本来的几许样貌。

残花砖纹饰

  随后考古部提供了期待中的调勘报告,其内容和结论是令人兴奋的:找到了城墙!断续在龙于山脊探明了东、西、北三面夯土垒砌而成的城墙遗址,印证了古文献中关于龙于图城的记载,更重要的是确定了古城址的范围和边界,由此,龙于图山城址的研究从文字中的抽象描述或出土残迹的零星印象走向了边界清晰、形态完整、空间格局明朗的图形学研究之路。未来可在统一的总图、明确的规划设计指导下逐步开展不同层级的考古发掘、遗存揭露作业,对遗址依序推演、琢磨,探明其未解谜题。同时该调勘在地势最高处火把山区域新发现了不同于其他基址的瞭望用高台建筑遗迹,使龙于图城的完整形态得以呈现、空间布局更有说服力、高台建筑的位置和功能契合于先前判定其城址的性质。


现状图

  在主体明确、轮廓清楚、边界分明,周边地形、地貌、地物和环境格局资料完备的情况下,终于具备了编制保护规划的必要条件。基于龙于图山城址的特点重新审视对该遗址的保护理念和保护策略,并参照国家文物局对文物保护规划编制的基本要求,规划编制组正按如下内容和序列逐步开展该遗址的文物保护规划编制工作:

  认定文物构成、保护对象、梳理相关文物遗存,评估文物价值,评估遗产现状和环境现状,划定遗产保护范围,制定发掘计划,制定遗存本体保护措施,环境整治,编制展示计划,研究规划,经济评估。


规划初步构想图

  目前规划编制工作还在进行中,但可以期待的是最后的结果终会在某些方面有所突破。文物保护和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在物的基础上,对人类历史进行分析和解释,重建文化史、重现文化形态、解释文化过程,探寻古代文化的魅力、传承人类的智慧。文物保护和考古学是一定要研究“物”的,脱离单纯望文生义而依据实物例证和全面的图形、图像信息是保护和研究的更高层次,从这个角度看目前因考古学手段的介入在文物保护规划中所取得的初步成果是有不同寻常意义的:所谓迷雾中浮现的龙于图,走出书简的南诏……

  项目汇报完毕后,与会者就规划所必须依据的考古工作的深度、遗址功能分区、规划中的相应对策、考古工作计划、遗址的合理有效利用、规划在执行中的强制力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刘旭所长在会议的小结中指出,大遗址的考古与保护是互为因果、互为条件的,现在我们业内很多做遗址保护规划的同志仅满足于相关考古资料的静态引用,而缺乏对考古成果的深入理解和把握,缺乏与考古工作者的有效沟通,这直接影响到了其规划的针对性和成效。一个好的遗址保护规划,是建立在考古人员与规划人员密切协作基础上的,我所兼具考古研究与保护规划两项工作职能,应该有条件在这方面做出典范。

  最后,刘旭所长对2018年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作者:云南考古

文章出处:云南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