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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城邑七千年——2017年度考古学研究系列学术讲座第十五讲
发布时间:2017-12-06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作者:考古所科研处    点击率:
  2017年11月17日下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的“2017年度考古学研究系列学术讲座”第十五讲在考古研究所八层多媒体会议室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许宏研究员(图一)应邀作了题为“上古城邑七千年——从上山、兴隆洼文化到秦都咸阳”的学术讲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副主任何研究员(图二)主持该讲座并进行点评。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北京文博文化事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林业出版社、金城出版社等单位的多名专家学者和学生聆听了此次讲座。


图一 主讲人许宏研究员


图二 主持人何努研究员

  许宏研究员在其博士论文《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出版之后的近20年间,对70余年来的城邑考古材料和考古学史又进行系统梳理,记录了1000余座城邑资料,对先秦城邑7000年的演变脉络进行了全景式的大扫描,最终形成新著《先秦城邑考古》(图三),即将面世。

  经20余年的积淀思考,新著贯穿了作者明确的史观,有不同于以往的概念界定和叙事框架(纵贯前仰韶时代、仰韶时代、龙山时代、二里头—西周时代、春秋战国时代),在若干问题上有作者独到的认识。尤其是提出了包含环壕聚落在内的新的“城邑(enclosure)”概念,总结出了“大都无城”等早期城邑、都邑布局模式和文化传统。在本次讲座中,许宏研究员与听众分享了他在该书写作过程中的相关思考。


图三 许宏研究员的《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与新著《先秦城邑考古》

  一、博士学位论文的“升级版”

  这部书,本来应是许宏第一本专著《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的修订版,但现在成了它的“升级版”,可以说已是另一部新著。1996年,许宏在导师徐苹芳先生的指导下撰就了博士学位论文《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2000年同名著作正式出版。但该书只印了1000册,问世后仅数月时间即告售罄,出版社出于经济压力也无法重印,以致十余年来一直处于脱销状态。后由于田野工作及其他研究项目的展开,使得许宏研究员一直无暇他顾。所以尽管时常有朋友问及此书的修订再版,他则视为畏途,不敢拾起。一来是当时对先秦城市的分期分区梳理及理论方法论层面的思考,需要站在现在的时点上着力进行深入的分析;二来作为该书一大特色、被俞伟超先生誉为“一部查阅先秦古城考古学资料的索引库”的资料更新,工作量也是巨大的。本想这任务由精力充沛的年轻学者继续完成最为合适,但终究无人接续这项庞大的工程,故此书的修订增补一直拖延下来。

  2015年初,学界仍需要此书的话题,又被年轻朋友提起。从打算旧版重印,到仅拟做最小限度的改动,再到现在完全以新书的面目出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许宏研究员在著述中有一系列的学术思考(图四)。讲座中披露了他的心路历程。金城出版社和西苑出版社申请了国家出版基金资助,新书得以付梓。


图四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与《先秦城邑考古》比较

  作为过了学术爬坡期、已入知天命之年的学者,可以平心静气地每天钻图书室,亲力亲为地收集整理着附表和文献存目这些看似与理论方法、宏大叙事无关的简单资料,许宏研究员的心境是平和的、有成就感的。在经历了学术人生的爬坡打拼阶段之后,静心为后来者做些铺垫性的基础工作,相当于上几个世纪的前贤在编纂古典文献“引得”,感到参与传承不失是一种享受。

  原书题为《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主题是城市,属于定性研究。而考古学作业最得心应手的是聚落形态——聚落的空间结构及其演化过程。若着眼于圈围设施的有无和存在状态等,那就是城邑的研究。如果将研究的主题从“城市(city)”转换为“城邑(enclosure settlement)”,岂不是扬长避短?故而,新书名为《先秦城邑考古》。如果说年轻时许宏注重自己论著所显现的“研究”实力,现在则意欲加重其资料性和基础研究的分量,并开始意识到潜心做些“资料”搜求梳理工作更是造福于学界的“善事”。这样,整部书就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这就是称其为《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升级版”的缘由。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先秦”作为一个历史名词,从字面上看下限明确,截至秦王朝诞生的公元前221年,上限则不确定。由于其源自文献,本意也就有了狭义史学的特征,一般被界定为夏商周三代,而多指春秋战国时期。许宏研究员取“秦以前的时代”的概念,对其上限则不做明确的界定。就新书涉及的时段而言,可上溯至公元前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

  聚落,具有“人聚居的地方(settlement)”和“村落(village)”两种含义。在人类学、民族学和考古学界,一般用第一种含义,表示人类居住方式的一个大的范畴。因此,一般所说的“聚落”,从其内在的社会属性上看,包含城市和农村两种大的居住形态。此处,讲者也取这种含义。其中城市(city),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进入文明时代)而产生的一种区别于乡村的高级聚居形态。

  就外在形态而言,聚落又依圈围设施的有无分为城邑(enclosure settlement)和非城邑(non-enclosure settlement)两种。城邑,可以通俗地称为“围子”。其变迁当然是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但却并不必然与社会复杂化和城市正相关。如果说城邑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那么它的出现首先是早期人类群团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产物。它是伴随着定居和农业生活的出现而初现于世的,它的诞生与后起的文明、国家的出现无涉。这些“围子”从极小到超大,从单纯的防御或区隔设施、稍简易的环壕聚落到壁垒森严的庞大围垣都邑,其间曲曲折折,有一个聚落形态发展的脉络在里边城,在现代汉语中有多种含义。《现代汉语词典(汉英双语)》列出三种:一是“城墙(city wall)”,二是“城墙以内的地方(within the city wall)”,三是“城市(跟‘乡’相对)(town,city,urban area,metropolis)”。第一种含义属于具体事物现象;第二种含义着眼于外在聚落形态;第三种含义则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给出的定义。显然,与考古学关系最为密切的,是第一、二种含义。而由前述城市、城邑的概念辨析,可知前二者的英文解释,即以city界定wall是不合适的。由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遗址,故一般以“城址”一词称呼这类带有围墙等防御设施的聚落遗址。

  综合上述第一、二种含义,“城”指人们在聚落上构筑的区隔或防御性设施及拥有这种设施的聚落。这种防御性设施一般为墙垣,但也包含其他构筑物如壕沟、栅栏等,以及部分利用自然之险形成的防御系统 。故所言城邑遗址(城址),即指拥有区隔或防御性设施的聚落遗址,相当于上述“城”的第二种含义。

  其实在一般的学术性描述场合,“城(址)”就往往不限于城垣及其围起的区域。譬如,红山文化的环壕聚落,属于“‘城寨’式的围壕建筑设施”(邵国田,1995)。敖汉旗西台遗址“两座南北相邻的长方形围壕,应有‘城’的含义”,简报中径称为“北‘城’壕”“南‘城’壕”(杨虎等,2010)。“‘城’应是由环绕聚居区的‘围壕’发展演变而来的……因此,我们把龙山时代只有环壕,而没有城墙的遗址,也视为设防的古城”(王永波等,2016)。陕北地区龙山时代“修建城址(环壕及石墙)所需的劳力资源显然超出了城内人口之负担”(孙周勇,2016)。又如日照两城镇遗址外围的田野工作,旨在探明“是否有围城设施(城墙、环壕)”(中美联合考古队,2016)。新郑“望京楼二里头文化城址由外城和内城组成,内城包括城墙及城壕,外城仅有城壕”(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2016)。而荥阳“西史村遗址沟状堆积围成的界隔性设施应当代表一座夏商时期的城邑”(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2016)等等。这些提法表明学界对环壕聚落属于城邑已有相近的认识,许宏研究员则对其进行了具体、缜密的讨论与确定。

  三、先秦城邑演变历程

  先秦城邑上承新石器时代早期,下接秦汉时代,在时间上跨7000余年之久,历新石器时代中期、晚期和末期,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初期。就文字的使用及其影响程度而言,跨史前时代、原史时代和历史时代初期阶段。就社会发展阶段而言,从大体平等的前国家部族社会形态,到初步社会复杂化、多元政体并存的酋邦或邦国时代,再到多元而有中心的中原广域王权国家时代,和逐渐走向统一的分立集权国家阶段。它的进一步发展,则是秦汉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国的形成(图五)。


图五 先秦城邑所处历史阶段示意

  东亚大陆各主要区系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既存在着差别,又表现出相似的阶段性。为研究上的方便,综合部分学者的意见,将发现城邑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划分为前仰韶时代、仰韶时代(含前期、后期)和龙山时代(含前期、后期)三个阶段。这里的时代命名,只是借用各考古学文化之名,表示与该文化同时的时段,而不涉及具体考古学文化的时空分布及相互关系。考虑到介于史前与历史时期的“原史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与对应的人类群团的族属、王朝归属的不确定性,此处仍以二里头(文化)时期、二里岗(文化)时期、殷墟(文化)时期,指称该时期城邑遗存所属的时段。

  (一)前仰韶时代城邑(7000-5000BC)

  这是东亚大陆城邑的初现期。已发表材料的城址13处,均为环壕聚落。在北起辽河,南至长江流域、钱塘江流域的广大地域均有分布,而以钱塘江流域上山文化的环壕聚落最早。其中兴隆洼文化的环壕聚落最为集中,计5处。此外在黄河中游的裴李岗文化、黄河下游的后李文化、淮河中下游的顺山集文化以及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和皂市下层文化中都有分布,属于彭头山文化的澧县八十垱遗址甚至出现了最早的土围的迹象(图六)。


图六 前仰韶时代城邑分布图

  理论上讲,城邑作为带有区隔或防御性设施的聚落,其上限应与定居性聚落的出现相一致,或可上溯至新石器时代早期。西亚约旦河口附近的耶利哥(Jericho)遗址发现的公元前第9千纪后半叶至前第7千纪中叶的石城址及望楼,属前陶新石器文化,即是最著名的例子。东亚迄今所知最早的城邑为环壕聚落为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属于上山文化的浙江义乌桥头遗址。

  (二)仰韶时代城邑(5000-2800BC)

  迄今为止,共发现仰韶时代的城邑56处。其中见于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内蒙古中南部仰韶文化系统诸文化,黄淮流域甘肃、陕西、山西、河南境内的仰韶文化诸类型,以及长江流域的汤家岗文化、边畈文化、大溪文化、油子岭文化至屈家岭文化早期及凌家滩文化等。此期,绝大部分城邑仍为环壕,但土围持续存在并发展为最早的城垣。

  仰韶时代前期的城邑,迄今共发现26处(图七),主要见于黄河中游及左近地区仰韶文化早中期诸类型,分布最为集中的是自渭河下游的关中至豫中地区一线。此外北方地区的内蒙古中南部至东南部,以及南方地区的长江中游也有发现。


图七 仰韶时代前期城邑分布

  仰韶时代后期的城邑,迄今共发现30处(图八)。与仰韶时代前期相比,北方地区内蒙古中南部仍有环壕聚落发现;内蒙古东南部至辽西一带,红山文化晚期环壕聚落更为发达。在黄河中游,仰韶文化后期的环壕聚落的分布范围大为缩小,集中发现于豫西至豫中的郑(州)洛(阳)一带,而不见于其他地区。夯土版筑城垣在该区初现。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延续环壕聚落的基础上,垣壕聚落开始有较多的发现。


图八 仰韶时代后期城邑分布

  归纳此前4000多年城邑最初的发展史,应该可以用“环壕时代”来概括前仰韶时代和仰韶时代。在最早的土围酝酿于长江中游近2000年后,垣壕聚落才一枝独秀地在相当于仰韶时代前期的大溪文化遗址中得以问世,而成熟于仰韶时代后期的屈家岭文化。到了仰韶时代后期,中原地区的夯土版筑城址和北方地区的石城址才零星出现,从而开启了龙山时代同类城邑大繁荣的局面。究其原因,仰韶时代与龙山时代之交,环境发生了波动,对中原及以北的古文化与古人类的活动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促使龙山时代做出了开源节能的日常文化调整,导致社会分化和守土卫族的城址的兴盛。

  (三)龙山时代城邑(2800-1700BC)

  龙山时代前期,指的是与中原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同期的时段。来自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等中原地区施加了强烈的影响,使得仰韶文化原有的稳定的文化格局发生了动荡甚至重组(图九)。


图九 龙山时代前期城邑分布

  进入龙山时代前期,长江中游地区仍领风气之先,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系统的城邑垣壕并重、以壕为主,“水城”特色既是区域上因地制宜的产物,又连通环壕与垣壕,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与此同时,河套与晋陕高原地区的石城大量出现,令人瞩目。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原及左近地区在仰韶时代晚期西山夯土城址昙花一现后乏善可陈,直到龙山时代后期才有垣壕聚落的成群出现。而自后李文化以来3000多年基本不见城邑的海岱地区,开始出现环壕甚至垣壕聚落(图十)。


图十 史前时代东亚城邑的三大系统

  龙山时代后期,北方地区的老虎山文化持续发展,出现了陕北神木石峁那样的超大型石城。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在持续兴盛一段时间后走向衰亡,城壕聚落也退出历史舞台,或与中原地区文化的冲击有关。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黄河中游中原左近及海岱地区,垣壕城邑蓬勃发展。长江上游成都平原也集中出现城邑群(图十一)。


图十一 龙山时代后期城邑分布

  这一时期已出现“逐鹿中原”的态势,周边的考古学文化可大致分为三个文化系统,并逐步向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汇聚,可谓“城址林立”(图十二)。遗址资源域(site catchment analysis)分析,是欧美学界社会考古学中流行的分析方法,对于中国的城邑考古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图十二 龙山时代后期城邑分布特征

  (四)二里头至西周时代城邑(1700-771BC)

  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和西周文化这一系列自身高度发达又向外施加影响的核心文化所代表的社会组织,从狭义史学上看可大体与夏、商、西周诸早期王朝对应(但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因尚处于“原史时代”而无法具体指认),就考古学观察到的社会现象而言,或可称为“广域王权国家”。


图十三 二里头时期与二里岗时期城邑分布

  总体上看,与此前的仰韶时代和龙山时代相比,二里头—西周时代城邑的数量骤减(图十三)。除了存在于二里头时期至二里岗时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石城址外,已知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到殷墟文化时期城邑的总数分别为21处、19处和21处,西周时期虽有所增加,达到48处,但与其后春秋战国时代的城邑相比,仍形成强烈的反差(图十四)。


图十四 殷墟时期与西周时期城邑分布

   与此同时,中心都邑的规模急剧增大,人口集中于都邑及其周边,开始出现不设防的中心都邑。中国古代城邑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阶段——延至东汉的“大都无城”的时代即肇始并兴盛于此期。可以说,延续千年左右的二里头—西周时代,是东亚大陆历史上第一次大提速的时代,在为数不多的城邑中,环壕聚落仍占有较大的比重。

  (五)春秋战国时代城邑(770-221BC)

  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垣壕城邑呈爆发式增长,成为城邑圈围设施的主流。这是以垣壕为主的城邑营建的第二个高峰期,已公布材料或见于报道的春秋战国时代的城邑(含无外郭城都邑)达657处(图十五)。设防城邑林立,与诸国争霸兼并、战乱频仍,进入分立的集权国家阶段的政治军事形势是分不开的。至此,以夯土版筑为特征的华夏城邑群,扩大至东亚大陆宜于农耕的绝大部分地区。


图十五 春秋战国时代城邑分布

  从空间分布上看,上述城邑可以划归6个大的文化区,即中原文化区、齐鲁文化区、楚文化区、吴越文化区、秦文化区和北方文化区。在上述6大文化区城邑集中分布地域以外,还见有零星城邑,可以通过它们大致推定“华夏城邑群”的四至。

  其中主要诸侯国都邑一般面积巨大,多在10-30平方千米之间(晋都新田和秦都咸阳以总体面积计),绝大部分为复合式结构(内外城郭或并列的双城)。这类城邑所占比例最小,但却是此期城邑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一类。面积在1~10平方千米之间的城邑,由较大的诸侯国的别都或临时性都城、春秋时期一般诸侯国都城、战国时期的重镇大邑(含郡、县治所)组成。面积在100万平方米(1平方千米)以下者,多为较小的诸侯国或附庸国的都城以及列国的一般城邑,同时,军事城堡在其中也应占有相当的比重。这类城址中有不少是秦汉时期的县治之所在。

  这些城邑的绝大部分为围垣城邑,单纯的环壕城邑仅数座。如果从围垣城邑所处自然环境和围垣建筑材料筑法上看,绝大部分城邑建于地形相对平展的区域,夯土版筑围垣是城邑防御设施的主流。

  许宏研究员指出,通过对秦汉时代都邑的分析,可知春秋战国时期城郭布局的兴盛和形态变化,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它似乎只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并非都邑单线进化史上一个必然的链条。

  四、动态观察举例

  《先秦城邑考古》中的“大数据”分析作业,使得对城邑的时空变化轨迹、城邑与气候环境和社会结构之关系的把握,对华夏城邑群空间构成的勾画,对从圆形到矩形的城邑形制的深度梳理等成为可能。
 
  1. 各期最大面积城邑比较

  这一中心城邑群的形成过程,可以从多个视角观察到,在对各区域各时段最大面积城邑的比较中,看得最为清楚。


1.陕西神木石峁遗址  


2.山西襄汾陶寺遗址


3.余杭良渚遗址群

图十六 石峁、陶寺、余杭良渚遗址群示意图

  北方地区由前仰韶时代的6万平方米至龙山时代前期的25万平方米,增长缓慢,到了龙山时代后期,出现了400余万平方米的超大型石城——陕西神木石峁(图十六-1)。以中原为中心的黄淮流域,人口较多,农业发达,聚落面积也相应较大,在前仰韶文化时代的裴李岗文化时期,已有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聚落,仰韶时代持续增大,到龙山时代后期,出现了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山西陶寺城址(图十六-2)。相比之下,长江流域最初的城邑面积偏小,由前仰韶时代的3.8万平方米,缓慢增长至仰韶时代后期的26万平方米。但龙山时代前期,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的浙江杭州余杭良渚城(图十六-3)即已问世,早于中原地区和晋陕高原北部大型城址的出现。要之,由前仰韶时代至龙山时代,各区域呈现出“满天星斗”的多元并存态势,进入龙山时代,尤其是龙山时代后期,城邑规模有一个飞跃式的发展,与社会复杂化的进程密切相关(详后)。


图十七 陶寺遗址至郑州商城城址大小的变化(图示为同比例尺)

  进入二里头至殷墟时代,北方地区和长江流域显然进入了停滞期,除了四川广汉三星堆外,缺乏超大型城邑,没有可与中原超大型都邑比肩者。在中原地区,无外郭城的中心都邑由河南偃师二里头的大于3平方千米发展到殷墟的36平方千米,有外郭城的郑州城则达10平方千米以上(图十七)。由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大中原地区一直保持着领先的态势,无外郭城的陕西咸阳秦都咸阳的面积达48平方千米。这昭示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夏城邑群及其背后的华夏国家群形成与发展的轨迹。

  北方地区最早出现的大型都邑是西周王朝分封的燕国都城——北京房山琉璃河城址,战国时期的河北易县燕下都逾32平方千米;长江流域战国时期的湖北荆州楚国郢都纪南城则达到了16平方千米的规模。如此种种,都是华夏城邑文化扩张的产物。
  
  2. 华夏城邑群的空间构成

  对东亚大陆的早期城邑做数千年的长时段观察,首先会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春秋战国时代围垣城邑的分布地域,较之前仰韶时代东亚大陆最早的环壕城邑的分布地域,并无太大的扩展。从这些最早的城邑分布的北限看,兴隆洼文化的环壕聚落,即达到西辽河上游的老哈河、西拉木伦河一带。这一带已接近战国时期燕国城邑集中分布区的最北限。最早的环壕城邑分布的南限则在长江以南的澧阳平原,这也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城邑较集中分布的区域,再向南则偏稀疏;最早的环壕城邑的东南限达于钱塘江南岸,与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城邑群的南限大致相合。到了公元前5000-前3500年的仰韶时代前期,最西的环壕聚落见于甘肃东部,与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城邑的西限相近。这显现了城邑分布地域的恒定性。定居与农耕,应是构成城邑立地条件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这一城邑集中分布的区域,也即后来的“华夏文明圈”,其主干可称为“华夏定居农耕系统城邑群”,或“华夏城邑群”。

  3. 从圆形到矩形的城邑形制

  纵观东亚大陆从环壕聚落到垣壕聚落的发展历程,可知圈围设施的平面形制有一个从不规则到规则、从近圆形演变为(长)方形的轨迹。

  前仰韶时代至仰韶时代的四千多年,可称为“环壕时代”。顾名思义,作为圈围聚落的围沟因地制宜,多呈环形,几无例外。在长江中游地区,萌芽于仰韶时代前期甚至前仰韶时代的土围,乃至后来最早的围垣如湖南澧县城头山,由于源自挖建环壕的排除土的堆积,因而也呈圆形。甚至仰韶时代后期最早出现于中原的夯土版筑城邑——河南郑州西山(图十八-1),仍呈圆形。这又从一个侧面显现了环壕聚落与垣壕聚落的连贯性和不可分割性。

  在垣壕聚落普遍出现的龙山时代,黄河中下游以外的区域也未观察到由圆形转为方正的迹象。总体上看,各地区的城垣建造都是因地制宜,是适应当地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产物。如长江中下游多水乡泽国,宽大的壕沟和城垣显然具有行洪防涝的作用。而北方地区的石砌城址,则利用丘陵地带近山多石的条件,垒石成垣。这类城址自然多为圆形和不规则形。长江上游成都平原的城址也系堆筑而成,尽管也有形状略显方正者,但都是沿当地河流山势走向,以接近45度角者居多。

  众所周知,后世中国古代城市的平面形制基本为(长)方形,“方形几乎是中国历史上城市建设规划上的一个根本思想或原则。但细审各地的情况可知,城址平面从圆演变为方的线索比较清楚的是中原地区。”


1.郑州西山城址   


  2.山东日照尧王城城址

图十八 郑州西山与山东日照尧王城城址示意图

   据最近的考古材料,山东日照尧王城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址(图十八-2)可确认的北垣和西垣有接近垂直的交角,复原起来的城址平面呈较规整的长方形。因仅有初步的田野工作的报道,具体信息尚有待进一步确认。如是,这是年代最早的平面呈较规整矩形的城邑实例。但海岱地区龙山时代后期的城邑似乎没有延续这一传统,此区龙山时代的城址堆筑与版筑技术互见,平面形状多近于规整,但真正规矩方正、秉承夯土版筑技术的城址还是集中出自中原及左近地区。如河南新密古城寨、淮阳平粮台等城址所见。

  方正的城圈,当然首先与平展的地势和直线版筑的工艺有关。但方向最大限度地接近正南北,追求中规中矩的布局,显然超出了防御的实用范畴,而似乎具有了表达宇宙观和显现政治秩序的意味。可知,影响古代中国建筑规划与社会政治思想的方正规矩、建中立极的理念,至少可以上溯到4000多年前的中原。而此后,方形几乎成为中国历史上城市建设规划上的一个根本思想和原则。

  五、“大都无城”模式的提出

  讲座最后,许宏研究员重申了他近年提出的中国古代早期“大都无城”的都邑模式。通过对以先秦至秦汉时期为中心的都城发展历程的初步考察,他认为整个中国古代都城史可以依城郭形态的不同,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防御性城郭阶段和礼仪性城郭阶段(图十九)。城郭形态在这两大阶段有明显的变化,从中可观察到其主流特征。




图十九 防御性城郭阶段与礼仪性城郭阶段的都邑形态

  也即,在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都邑二里头至曹魏邺北城之前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宫城+郭区”而非“宫城+郭城”的布局,是都城空间构造的主流,这一现象可以概括为“大都无城”。这与广域王权国家强盛的国势及军事、外交优势,作为“移民城市”的居民成分复杂化,对都城所处自然条件的充分利用,甚至当时的“天下”“宇内”思想等,都有一定的关联。处于都城发展史早期阶段的防御性城郭的实用性,导致城郭的有无取决于政治、军事、地理等诸多因素,“大都无城”的聚落形态应是这一历史背景的产物;而后起的、带有贯穿全城的大中轴线的礼仪性城郭,因同时具有权力层级的象征意义,才开启了汉代以后城、郭兼备的都城发展的新纪元。城、郭兼备,纵贯全城的大中轴线和严格的里坊制,成为“后大都无城”时代的都邑要素。
  
  今年上半年年,北京大学李孝聪教授所做“下鞍进房——马背上的民族与中国都城规划管理”讲座(《文汇报》2017年5月19日)(图二十)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后大都无城”时代上述规制产生的背景和意义。李孝聪教授指出,马背上的民族在征服中国广大地域,占据国家的支配地位以后,如何对人口占压倒多数的农耕地区原住民进行统治,有一个满足原住民心理需求的方式就是在国都建设上尽可能地依赖符合礼制的象征性外貌形态,用充满象征性的建筑空间和具有隔离性、封闭式的管理来强化。从北魏洛阳、隋大兴、唐长安、洛阳起,迄至后来的元大都、清北京城皆如此。这一观察给我们的启示是,“后大都无城”时代的都邑规制,或许缘于北方族群入主中原的文化不自信,这反而映衬出二里头到汉代“大都无城”所显现出的中原族群的文化自信。


图二十 李孝聪教授讲座简介

  《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载有楚大夫沈尹戌的一段话:“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诸侯守在四邻。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结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务成功,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国焉用城?”这段话明确地表述了楚国及其同时代的诸国长期以来坚持的“慎其四竟(境)”的外线作战思想和大国气度,是对西周时代及其以前“大都无城”状态的一个极好的诠释,也是文化自信的最佳彰显。

  讲座结束后,与会者就良渚城城墙的功用、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原城址发展的影响、考古学决定性证据的判定、东西方文化年代判定、陶礼器等与城邑分布关系等问题与许宏研究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图二一 何努研究员为许宏研究员颁发讲座嘉宾聘书

  最后,何努研究员再次对许宏研究员表示感谢,并颁发了讲座嘉宾聘书(图二一)。他认为此次讲座内容丰富、观点新颖、逻辑缜密,《先秦都邑考古》一书不仅是对已有考古资料的集大成,方便了后学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诸多颇具深度的问题为今后都邑考古的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

  (整理:岳超龙;审校:许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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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动态

上古城邑七千年——2017年度考古学研究系列学术讲座第十五讲

发布时间: 2017-12-06

  2017年11月17日下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的“2017年度考古学研究系列学术讲座”第十五讲在考古研究所八层多媒体会议室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许宏研究员(图一)应邀作了题为“上古城邑七千年——从上山、兴隆洼文化到秦都咸阳”的学术讲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副主任何研究员(图二)主持该讲座并进行点评。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北京文博文化事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林业出版社、金城出版社等单位的多名专家学者和学生聆听了此次讲座。


图一 主讲人许宏研究员


图二 主持人何努研究员

  许宏研究员在其博士论文《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出版之后的近20年间,对70余年来的城邑考古材料和考古学史又进行系统梳理,记录了1000余座城邑资料,对先秦城邑7000年的演变脉络进行了全景式的大扫描,最终形成新著《先秦城邑考古》(图三),即将面世。

  经20余年的积淀思考,新著贯穿了作者明确的史观,有不同于以往的概念界定和叙事框架(纵贯前仰韶时代、仰韶时代、龙山时代、二里头—西周时代、春秋战国时代),在若干问题上有作者独到的认识。尤其是提出了包含环壕聚落在内的新的“城邑(enclosure)”概念,总结出了“大都无城”等早期城邑、都邑布局模式和文化传统。在本次讲座中,许宏研究员与听众分享了他在该书写作过程中的相关思考。


图三 许宏研究员的《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与新著《先秦城邑考古》

  一、博士学位论文的“升级版”

  这部书,本来应是许宏第一本专著《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的修订版,但现在成了它的“升级版”,可以说已是另一部新著。1996年,许宏在导师徐苹芳先生的指导下撰就了博士学位论文《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2000年同名著作正式出版。但该书只印了1000册,问世后仅数月时间即告售罄,出版社出于经济压力也无法重印,以致十余年来一直处于脱销状态。后由于田野工作及其他研究项目的展开,使得许宏研究员一直无暇他顾。所以尽管时常有朋友问及此书的修订再版,他则视为畏途,不敢拾起。一来是当时对先秦城市的分期分区梳理及理论方法论层面的思考,需要站在现在的时点上着力进行深入的分析;二来作为该书一大特色、被俞伟超先生誉为“一部查阅先秦古城考古学资料的索引库”的资料更新,工作量也是巨大的。本想这任务由精力充沛的年轻学者继续完成最为合适,但终究无人接续这项庞大的工程,故此书的修订增补一直拖延下来。

  2015年初,学界仍需要此书的话题,又被年轻朋友提起。从打算旧版重印,到仅拟做最小限度的改动,再到现在完全以新书的面目出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许宏研究员在著述中有一系列的学术思考(图四)。讲座中披露了他的心路历程。金城出版社和西苑出版社申请了国家出版基金资助,新书得以付梓。


图四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与《先秦城邑考古》比较

  作为过了学术爬坡期、已入知天命之年的学者,可以平心静气地每天钻图书室,亲力亲为地收集整理着附表和文献存目这些看似与理论方法、宏大叙事无关的简单资料,许宏研究员的心境是平和的、有成就感的。在经历了学术人生的爬坡打拼阶段之后,静心为后来者做些铺垫性的基础工作,相当于上几个世纪的前贤在编纂古典文献“引得”,感到参与传承不失是一种享受。

  原书题为《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主题是城市,属于定性研究。而考古学作业最得心应手的是聚落形态——聚落的空间结构及其演化过程。若着眼于圈围设施的有无和存在状态等,那就是城邑的研究。如果将研究的主题从“城市(city)”转换为“城邑(enclosure settlement)”,岂不是扬长避短?故而,新书名为《先秦城邑考古》。如果说年轻时许宏注重自己论著所显现的“研究”实力,现在则意欲加重其资料性和基础研究的分量,并开始意识到潜心做些“资料”搜求梳理工作更是造福于学界的“善事”。这样,整部书就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这就是称其为《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升级版”的缘由。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先秦”作为一个历史名词,从字面上看下限明确,截至秦王朝诞生的公元前221年,上限则不确定。由于其源自文献,本意也就有了狭义史学的特征,一般被界定为夏商周三代,而多指春秋战国时期。许宏研究员取“秦以前的时代”的概念,对其上限则不做明确的界定。就新书涉及的时段而言,可上溯至公元前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

  聚落,具有“人聚居的地方(settlement)”和“村落(village)”两种含义。在人类学、民族学和考古学界,一般用第一种含义,表示人类居住方式的一个大的范畴。因此,一般所说的“聚落”,从其内在的社会属性上看,包含城市和农村两种大的居住形态。此处,讲者也取这种含义。其中城市(city),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进入文明时代)而产生的一种区别于乡村的高级聚居形态。

  就外在形态而言,聚落又依圈围设施的有无分为城邑(enclosure settlement)和非城邑(non-enclosure settlement)两种。城邑,可以通俗地称为“围子”。其变迁当然是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但却并不必然与社会复杂化和城市正相关。如果说城邑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那么它的出现首先是早期人类群团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产物。它是伴随着定居和农业生活的出现而初现于世的,它的诞生与后起的文明、国家的出现无涉。这些“围子”从极小到超大,从单纯的防御或区隔设施、稍简易的环壕聚落到壁垒森严的庞大围垣都邑,其间曲曲折折,有一个聚落形态发展的脉络在里边城,在现代汉语中有多种含义。《现代汉语词典(汉英双语)》列出三种:一是“城墙(city wall)”,二是“城墙以内的地方(within the city wall)”,三是“城市(跟‘乡’相对)(town,city,urban area,metropolis)”。第一种含义属于具体事物现象;第二种含义着眼于外在聚落形态;第三种含义则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给出的定义。显然,与考古学关系最为密切的,是第一、二种含义。而由前述城市、城邑的概念辨析,可知前二者的英文解释,即以city界定wall是不合适的。由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遗址,故一般以“城址”一词称呼这类带有围墙等防御设施的聚落遗址。

  综合上述第一、二种含义,“城”指人们在聚落上构筑的区隔或防御性设施及拥有这种设施的聚落。这种防御性设施一般为墙垣,但也包含其他构筑物如壕沟、栅栏等,以及部分利用自然之险形成的防御系统 。故所言城邑遗址(城址),即指拥有区隔或防御性设施的聚落遗址,相当于上述“城”的第二种含义。

  其实在一般的学术性描述场合,“城(址)”就往往不限于城垣及其围起的区域。譬如,红山文化的环壕聚落,属于“‘城寨’式的围壕建筑设施”(邵国田,1995)。敖汉旗西台遗址“两座南北相邻的长方形围壕,应有‘城’的含义”,简报中径称为“北‘城’壕”“南‘城’壕”(杨虎等,2010)。“‘城’应是由环绕聚居区的‘围壕’发展演变而来的……因此,我们把龙山时代只有环壕,而没有城墙的遗址,也视为设防的古城”(王永波等,2016)。陕北地区龙山时代“修建城址(环壕及石墙)所需的劳力资源显然超出了城内人口之负担”(孙周勇,2016)。又如日照两城镇遗址外围的田野工作,旨在探明“是否有围城设施(城墙、环壕)”(中美联合考古队,2016)。新郑“望京楼二里头文化城址由外城和内城组成,内城包括城墙及城壕,外城仅有城壕”(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2016)。而荥阳“西史村遗址沟状堆积围成的界隔性设施应当代表一座夏商时期的城邑”(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2016)等等。这些提法表明学界对环壕聚落属于城邑已有相近的认识,许宏研究员则对其进行了具体、缜密的讨论与确定。

  三、先秦城邑演变历程

  先秦城邑上承新石器时代早期,下接秦汉时代,在时间上跨7000余年之久,历新石器时代中期、晚期和末期,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初期。就文字的使用及其影响程度而言,跨史前时代、原史时代和历史时代初期阶段。就社会发展阶段而言,从大体平等的前国家部族社会形态,到初步社会复杂化、多元政体并存的酋邦或邦国时代,再到多元而有中心的中原广域王权国家时代,和逐渐走向统一的分立集权国家阶段。它的进一步发展,则是秦汉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国的形成(图五)。


图五 先秦城邑所处历史阶段示意

  东亚大陆各主要区系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既存在着差别,又表现出相似的阶段性。为研究上的方便,综合部分学者的意见,将发现城邑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划分为前仰韶时代、仰韶时代(含前期、后期)和龙山时代(含前期、后期)三个阶段。这里的时代命名,只是借用各考古学文化之名,表示与该文化同时的时段,而不涉及具体考古学文化的时空分布及相互关系。考虑到介于史前与历史时期的“原史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与对应的人类群团的族属、王朝归属的不确定性,此处仍以二里头(文化)时期、二里岗(文化)时期、殷墟(文化)时期,指称该时期城邑遗存所属的时段。

  (一)前仰韶时代城邑(7000-5000BC)

  这是东亚大陆城邑的初现期。已发表材料的城址13处,均为环壕聚落。在北起辽河,南至长江流域、钱塘江流域的广大地域均有分布,而以钱塘江流域上山文化的环壕聚落最早。其中兴隆洼文化的环壕聚落最为集中,计5处。此外在黄河中游的裴李岗文化、黄河下游的后李文化、淮河中下游的顺山集文化以及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和皂市下层文化中都有分布,属于彭头山文化的澧县八十垱遗址甚至出现了最早的土围的迹象(图六)。


图六 前仰韶时代城邑分布图

  理论上讲,城邑作为带有区隔或防御性设施的聚落,其上限应与定居性聚落的出现相一致,或可上溯至新石器时代早期。西亚约旦河口附近的耶利哥(Jericho)遗址发现的公元前第9千纪后半叶至前第7千纪中叶的石城址及望楼,属前陶新石器文化,即是最著名的例子。东亚迄今所知最早的城邑为环壕聚落为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属于上山文化的浙江义乌桥头遗址。

  (二)仰韶时代城邑(5000-2800BC)

  迄今为止,共发现仰韶时代的城邑56处。其中见于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内蒙古中南部仰韶文化系统诸文化,黄淮流域甘肃、陕西、山西、河南境内的仰韶文化诸类型,以及长江流域的汤家岗文化、边畈文化、大溪文化、油子岭文化至屈家岭文化早期及凌家滩文化等。此期,绝大部分城邑仍为环壕,但土围持续存在并发展为最早的城垣。

  仰韶时代前期的城邑,迄今共发现26处(图七),主要见于黄河中游及左近地区仰韶文化早中期诸类型,分布最为集中的是自渭河下游的关中至豫中地区一线。此外北方地区的内蒙古中南部至东南部,以及南方地区的长江中游也有发现。


图七 仰韶时代前期城邑分布

  仰韶时代后期的城邑,迄今共发现30处(图八)。与仰韶时代前期相比,北方地区内蒙古中南部仍有环壕聚落发现;内蒙古东南部至辽西一带,红山文化晚期环壕聚落更为发达。在黄河中游,仰韶文化后期的环壕聚落的分布范围大为缩小,集中发现于豫西至豫中的郑(州)洛(阳)一带,而不见于其他地区。夯土版筑城垣在该区初现。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延续环壕聚落的基础上,垣壕聚落开始有较多的发现。


图八 仰韶时代后期城邑分布

  归纳此前4000多年城邑最初的发展史,应该可以用“环壕时代”来概括前仰韶时代和仰韶时代。在最早的土围酝酿于长江中游近2000年后,垣壕聚落才一枝独秀地在相当于仰韶时代前期的大溪文化遗址中得以问世,而成熟于仰韶时代后期的屈家岭文化。到了仰韶时代后期,中原地区的夯土版筑城址和北方地区的石城址才零星出现,从而开启了龙山时代同类城邑大繁荣的局面。究其原因,仰韶时代与龙山时代之交,环境发生了波动,对中原及以北的古文化与古人类的活动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促使龙山时代做出了开源节能的日常文化调整,导致社会分化和守土卫族的城址的兴盛。

  (三)龙山时代城邑(2800-1700BC)

  龙山时代前期,指的是与中原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同期的时段。来自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等中原地区施加了强烈的影响,使得仰韶文化原有的稳定的文化格局发生了动荡甚至重组(图九)。


图九 龙山时代前期城邑分布

  进入龙山时代前期,长江中游地区仍领风气之先,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系统的城邑垣壕并重、以壕为主,“水城”特色既是区域上因地制宜的产物,又连通环壕与垣壕,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与此同时,河套与晋陕高原地区的石城大量出现,令人瞩目。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原及左近地区在仰韶时代晚期西山夯土城址昙花一现后乏善可陈,直到龙山时代后期才有垣壕聚落的成群出现。而自后李文化以来3000多年基本不见城邑的海岱地区,开始出现环壕甚至垣壕聚落(图十)。


图十 史前时代东亚城邑的三大系统

  龙山时代后期,北方地区的老虎山文化持续发展,出现了陕北神木石峁那样的超大型石城。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在持续兴盛一段时间后走向衰亡,城壕聚落也退出历史舞台,或与中原地区文化的冲击有关。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黄河中游中原左近及海岱地区,垣壕城邑蓬勃发展。长江上游成都平原也集中出现城邑群(图十一)。


图十一 龙山时代后期城邑分布

  这一时期已出现“逐鹿中原”的态势,周边的考古学文化可大致分为三个文化系统,并逐步向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汇聚,可谓“城址林立”(图十二)。遗址资源域(site catchment analysis)分析,是欧美学界社会考古学中流行的分析方法,对于中国的城邑考古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图十二 龙山时代后期城邑分布特征

  (四)二里头至西周时代城邑(1700-771BC)

  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和西周文化这一系列自身高度发达又向外施加影响的核心文化所代表的社会组织,从狭义史学上看可大体与夏、商、西周诸早期王朝对应(但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因尚处于“原史时代”而无法具体指认),就考古学观察到的社会现象而言,或可称为“广域王权国家”。


图十三 二里头时期与二里岗时期城邑分布

  总体上看,与此前的仰韶时代和龙山时代相比,二里头—西周时代城邑的数量骤减(图十三)。除了存在于二里头时期至二里岗时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石城址外,已知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到殷墟文化时期城邑的总数分别为21处、19处和21处,西周时期虽有所增加,达到48处,但与其后春秋战国时代的城邑相比,仍形成强烈的反差(图十四)。


图十四 殷墟时期与西周时期城邑分布

   与此同时,中心都邑的规模急剧增大,人口集中于都邑及其周边,开始出现不设防的中心都邑。中国古代城邑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阶段——延至东汉的“大都无城”的时代即肇始并兴盛于此期。可以说,延续千年左右的二里头—西周时代,是东亚大陆历史上第一次大提速的时代,在为数不多的城邑中,环壕聚落仍占有较大的比重。

  (五)春秋战国时代城邑(770-221BC)

  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垣壕城邑呈爆发式增长,成为城邑圈围设施的主流。这是以垣壕为主的城邑营建的第二个高峰期,已公布材料或见于报道的春秋战国时代的城邑(含无外郭城都邑)达657处(图十五)。设防城邑林立,与诸国争霸兼并、战乱频仍,进入分立的集权国家阶段的政治军事形势是分不开的。至此,以夯土版筑为特征的华夏城邑群,扩大至东亚大陆宜于农耕的绝大部分地区。


图十五 春秋战国时代城邑分布

  从空间分布上看,上述城邑可以划归6个大的文化区,即中原文化区、齐鲁文化区、楚文化区、吴越文化区、秦文化区和北方文化区。在上述6大文化区城邑集中分布地域以外,还见有零星城邑,可以通过它们大致推定“华夏城邑群”的四至。

  其中主要诸侯国都邑一般面积巨大,多在10-30平方千米之间(晋都新田和秦都咸阳以总体面积计),绝大部分为复合式结构(内外城郭或并列的双城)。这类城邑所占比例最小,但却是此期城邑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一类。面积在1~10平方千米之间的城邑,由较大的诸侯国的别都或临时性都城、春秋时期一般诸侯国都城、战国时期的重镇大邑(含郡、县治所)组成。面积在100万平方米(1平方千米)以下者,多为较小的诸侯国或附庸国的都城以及列国的一般城邑,同时,军事城堡在其中也应占有相当的比重。这类城址中有不少是秦汉时期的县治之所在。

  这些城邑的绝大部分为围垣城邑,单纯的环壕城邑仅数座。如果从围垣城邑所处自然环境和围垣建筑材料筑法上看,绝大部分城邑建于地形相对平展的区域,夯土版筑围垣是城邑防御设施的主流。

  许宏研究员指出,通过对秦汉时代都邑的分析,可知春秋战国时期城郭布局的兴盛和形态变化,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它似乎只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并非都邑单线进化史上一个必然的链条。

  四、动态观察举例

  《先秦城邑考古》中的“大数据”分析作业,使得对城邑的时空变化轨迹、城邑与气候环境和社会结构之关系的把握,对华夏城邑群空间构成的勾画,对从圆形到矩形的城邑形制的深度梳理等成为可能。
 
  1. 各期最大面积城邑比较

  这一中心城邑群的形成过程,可以从多个视角观察到,在对各区域各时段最大面积城邑的比较中,看得最为清楚。


1.陕西神木石峁遗址  


2.山西襄汾陶寺遗址


3.余杭良渚遗址群

图十六 石峁、陶寺、余杭良渚遗址群示意图

  北方地区由前仰韶时代的6万平方米至龙山时代前期的25万平方米,增长缓慢,到了龙山时代后期,出现了400余万平方米的超大型石城——陕西神木石峁(图十六-1)。以中原为中心的黄淮流域,人口较多,农业发达,聚落面积也相应较大,在前仰韶文化时代的裴李岗文化时期,已有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聚落,仰韶时代持续增大,到龙山时代后期,出现了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山西陶寺城址(图十六-2)。相比之下,长江流域最初的城邑面积偏小,由前仰韶时代的3.8万平方米,缓慢增长至仰韶时代后期的26万平方米。但龙山时代前期,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的浙江杭州余杭良渚城(图十六-3)即已问世,早于中原地区和晋陕高原北部大型城址的出现。要之,由前仰韶时代至龙山时代,各区域呈现出“满天星斗”的多元并存态势,进入龙山时代,尤其是龙山时代后期,城邑规模有一个飞跃式的发展,与社会复杂化的进程密切相关(详后)。


图十七 陶寺遗址至郑州商城城址大小的变化(图示为同比例尺)

  进入二里头至殷墟时代,北方地区和长江流域显然进入了停滞期,除了四川广汉三星堆外,缺乏超大型城邑,没有可与中原超大型都邑比肩者。在中原地区,无外郭城的中心都邑由河南偃师二里头的大于3平方千米发展到殷墟的36平方千米,有外郭城的郑州城则达10平方千米以上(图十七)。由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大中原地区一直保持着领先的态势,无外郭城的陕西咸阳秦都咸阳的面积达48平方千米。这昭示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夏城邑群及其背后的华夏国家群形成与发展的轨迹。

  北方地区最早出现的大型都邑是西周王朝分封的燕国都城——北京房山琉璃河城址,战国时期的河北易县燕下都逾32平方千米;长江流域战国时期的湖北荆州楚国郢都纪南城则达到了16平方千米的规模。如此种种,都是华夏城邑文化扩张的产物。
  
  2. 华夏城邑群的空间构成

  对东亚大陆的早期城邑做数千年的长时段观察,首先会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春秋战国时代围垣城邑的分布地域,较之前仰韶时代东亚大陆最早的环壕城邑的分布地域,并无太大的扩展。从这些最早的城邑分布的北限看,兴隆洼文化的环壕聚落,即达到西辽河上游的老哈河、西拉木伦河一带。这一带已接近战国时期燕国城邑集中分布区的最北限。最早的环壕城邑分布的南限则在长江以南的澧阳平原,这也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城邑较集中分布的区域,再向南则偏稀疏;最早的环壕城邑的东南限达于钱塘江南岸,与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城邑群的南限大致相合。到了公元前5000-前3500年的仰韶时代前期,最西的环壕聚落见于甘肃东部,与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城邑的西限相近。这显现了城邑分布地域的恒定性。定居与农耕,应是构成城邑立地条件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这一城邑集中分布的区域,也即后来的“华夏文明圈”,其主干可称为“华夏定居农耕系统城邑群”,或“华夏城邑群”。

  3. 从圆形到矩形的城邑形制

  纵观东亚大陆从环壕聚落到垣壕聚落的发展历程,可知圈围设施的平面形制有一个从不规则到规则、从近圆形演变为(长)方形的轨迹。

  前仰韶时代至仰韶时代的四千多年,可称为“环壕时代”。顾名思义,作为圈围聚落的围沟因地制宜,多呈环形,几无例外。在长江中游地区,萌芽于仰韶时代前期甚至前仰韶时代的土围,乃至后来最早的围垣如湖南澧县城头山,由于源自挖建环壕的排除土的堆积,因而也呈圆形。甚至仰韶时代后期最早出现于中原的夯土版筑城邑——河南郑州西山(图十八-1),仍呈圆形。这又从一个侧面显现了环壕聚落与垣壕聚落的连贯性和不可分割性。

  在垣壕聚落普遍出现的龙山时代,黄河中下游以外的区域也未观察到由圆形转为方正的迹象。总体上看,各地区的城垣建造都是因地制宜,是适应当地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产物。如长江中下游多水乡泽国,宽大的壕沟和城垣显然具有行洪防涝的作用。而北方地区的石砌城址,则利用丘陵地带近山多石的条件,垒石成垣。这类城址自然多为圆形和不规则形。长江上游成都平原的城址也系堆筑而成,尽管也有形状略显方正者,但都是沿当地河流山势走向,以接近45度角者居多。

  众所周知,后世中国古代城市的平面形制基本为(长)方形,“方形几乎是中国历史上城市建设规划上的一个根本思想或原则。但细审各地的情况可知,城址平面从圆演变为方的线索比较清楚的是中原地区。”


1.郑州西山城址   


  2.山东日照尧王城城址

图十八 郑州西山与山东日照尧王城城址示意图

   据最近的考古材料,山东日照尧王城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址(图十八-2)可确认的北垣和西垣有接近垂直的交角,复原起来的城址平面呈较规整的长方形。因仅有初步的田野工作的报道,具体信息尚有待进一步确认。如是,这是年代最早的平面呈较规整矩形的城邑实例。但海岱地区龙山时代后期的城邑似乎没有延续这一传统,此区龙山时代的城址堆筑与版筑技术互见,平面形状多近于规整,但真正规矩方正、秉承夯土版筑技术的城址还是集中出自中原及左近地区。如河南新密古城寨、淮阳平粮台等城址所见。

  方正的城圈,当然首先与平展的地势和直线版筑的工艺有关。但方向最大限度地接近正南北,追求中规中矩的布局,显然超出了防御的实用范畴,而似乎具有了表达宇宙观和显现政治秩序的意味。可知,影响古代中国建筑规划与社会政治思想的方正规矩、建中立极的理念,至少可以上溯到4000多年前的中原。而此后,方形几乎成为中国历史上城市建设规划上的一个根本思想和原则。

  五、“大都无城”模式的提出

  讲座最后,许宏研究员重申了他近年提出的中国古代早期“大都无城”的都邑模式。通过对以先秦至秦汉时期为中心的都城发展历程的初步考察,他认为整个中国古代都城史可以依城郭形态的不同,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防御性城郭阶段和礼仪性城郭阶段(图十九)。城郭形态在这两大阶段有明显的变化,从中可观察到其主流特征。




图十九 防御性城郭阶段与礼仪性城郭阶段的都邑形态

  也即,在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都邑二里头至曹魏邺北城之前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宫城+郭区”而非“宫城+郭城”的布局,是都城空间构造的主流,这一现象可以概括为“大都无城”。这与广域王权国家强盛的国势及军事、外交优势,作为“移民城市”的居民成分复杂化,对都城所处自然条件的充分利用,甚至当时的“天下”“宇内”思想等,都有一定的关联。处于都城发展史早期阶段的防御性城郭的实用性,导致城郭的有无取决于政治、军事、地理等诸多因素,“大都无城”的聚落形态应是这一历史背景的产物;而后起的、带有贯穿全城的大中轴线的礼仪性城郭,因同时具有权力层级的象征意义,才开启了汉代以后城、郭兼备的都城发展的新纪元。城、郭兼备,纵贯全城的大中轴线和严格的里坊制,成为“后大都无城”时代的都邑要素。
  
  今年上半年年,北京大学李孝聪教授所做“下鞍进房——马背上的民族与中国都城规划管理”讲座(《文汇报》2017年5月19日)(图二十)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后大都无城”时代上述规制产生的背景和意义。李孝聪教授指出,马背上的民族在征服中国广大地域,占据国家的支配地位以后,如何对人口占压倒多数的农耕地区原住民进行统治,有一个满足原住民心理需求的方式就是在国都建设上尽可能地依赖符合礼制的象征性外貌形态,用充满象征性的建筑空间和具有隔离性、封闭式的管理来强化。从北魏洛阳、隋大兴、唐长安、洛阳起,迄至后来的元大都、清北京城皆如此。这一观察给我们的启示是,“后大都无城”时代的都邑规制,或许缘于北方族群入主中原的文化不自信,这反而映衬出二里头到汉代“大都无城”所显现出的中原族群的文化自信。


图二十 李孝聪教授讲座简介

  《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载有楚大夫沈尹戌的一段话:“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诸侯守在四邻。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结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务成功,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国焉用城?”这段话明确地表述了楚国及其同时代的诸国长期以来坚持的“慎其四竟(境)”的外线作战思想和大国气度,是对西周时代及其以前“大都无城”状态的一个极好的诠释,也是文化自信的最佳彰显。

  讲座结束后,与会者就良渚城城墙的功用、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原城址发展的影响、考古学决定性证据的判定、东西方文化年代判定、陶礼器等与城邑分布关系等问题与许宏研究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图二一 何努研究员为许宏研究员颁发讲座嘉宾聘书

  最后,何努研究员再次对许宏研究员表示感谢,并颁发了讲座嘉宾聘书(图二一)。他认为此次讲座内容丰富、观点新颖、逻辑缜密,《先秦都邑考古》一书不仅是对已有考古资料的集大成,方便了后学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诸多颇具深度的问题为今后都邑考古的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

  (整理:岳超龙;审校:许宏)


作者:考古所科研处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