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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随笔
辽海地区农业起源的考古学观察
发布时间:2018-06-05    文章出处:“赛博古”微信号    作者:    点击率:
  考古学研究农业起源的基本方法和实践是通过寻找由狩猎采集经济向栽培作物、驯化动物转变过程中的动物和植物标本实物证据,来考察当时农业发生之际社会的生业形态。通过这样的方法和实践来收集和寻找农业起源一手材料的实践始于美国考古学家布雷德伍德(R.J.Braidwood)在地中海东岸扎格罗斯(Zagros)地区的考察和发掘。20世纪40~50年代,他领导的团队在被认为是驯化物种野生祖型的自然分布区域范围内的卡里姆·沙伊尔(Karim Shahir)和扎尔莫(Jarmo)两处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通过对于这两处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和植物遗存的鉴定分析,从中区分出了驯化种与野生种。这项先驱性的工作为后来的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研究农业起源创树了成功的范例。

  到了20世纪60~70年代,随着浮选法的发明与应用,收集和提取古代动物遗存的手段获得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有效提升。浮选法的基本工作原理是利用炭化植物种实颗粒和泥土颗粒相对于水的比重差异,利用水的浮力来分离土壤中的植物颗粒。这种行之有效的提取植物标本方法在应用过程中,先后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简易手工操作与进入70年代以来的机器浮选两个阶段。手工浮选的基本方法是将干燥的土样粉碎后倒入水中,均匀搅拌后,比重较轻的炭化种子就会浮起在水面上,提取后晾干即可供分析鉴定。


  浮选机的发明和使用源于1971年戴维·弗伦奇(D.French)对于土耳其坎恩哈桑(Can Hasan)遗址的发掘。其基本工作原理是利用水泵和排水设施以实现浮选用水源源不断的供给,在把比重较轻的炭化植物遗存从土样中分离的同时,也把比重较重的砂石、泥土等洗净。这种并不复杂、也谈不上高科技手段的浮选方法在考古实践中的应用,有效地解决了田野考古提取植物遗存的难题,使植物考古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目前,在国际学术界,随着资源管理理念的普及和日益深入人心,浮选已经成为资源管理的一部分,不包括浮选程序在内的考古发掘项目已经得不到相关管理部门的批准。

  在我国,借助植物和动物考古的方法来探索农业起源的考古实践,迟到20世纪末才正式起步,相对于欧美学术界,要明显偏晚。此前,我国考古界判断一种古代社会形态是否属于农业经济类型,观察的视野虽然也注意到了谷物的野生祖本植物的分布、谷物遗存的发现、家畜遗骸的发现等信息,但由于受到动植物遗存标本提取手段和鉴定技术相对滞后的制约,最常用的分析资料和判定标准主要是农业工具的组合、主要生活日用品的组合、农业村落的出现等。

  目前在辽海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是分布于辽西一带的小河西文化。从聚落形态角度观察,这是一种已经实现定居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据榆树山、西梁、查海遗址一期遗存出土的陶器分析,小河西文化常见的日常生活用品主要有陶器、骨器和蚌器。其中,以用于炊煮食物的夹砂素面筒形陶罐最具特色,此外,常见的日用陶器还有杯、钵类陶容器。生产工具组合常见有打制的砍砸器、亚腰形石锄,琢磨兼制的磨盘、磨棒,磨制的石杵、石臼、石斧、石锛和石凿等。在杨家洼遗址灶堂内发现有厚厚的灰土堆积,其侧遗有供盛储或炊煮之用的陶器以及供加工食物之用的石磨盘和石磨棒。灶址周围遗有丰富的榛子、核桃楸等果皮堆积。联系到邻境的燕山南麓东胡林遗址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已经发生农业栽培的事实,推测小河西文化时期,辽海地区的农业应该也已经发生,只是与传统的采集业、渔猎业相比,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的比例还十分有限而已。

  继小河西文化之后在辽西地区一带发展起来的考古学文化是兴隆洼文化。目前发现的兴隆洼文化的陶器种类主要有筒形罐、杯、盆、钵、碗、盘、盂、盅、盏、纺轮等。其中最常见的器物组合为筒形罐、杯、盆、钵、碗,尤以筒形罐和杯的数量最多。生产工具组合,除部分骨质工具和以细石器与骨器复合而成的骨柄石刃工具外,大部分均为石器。20世纪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曾在兴隆沟遗址采集到各类石器167件,其中数量最多的是打制的亚腰形有肩石锄,共有92件,占全部采集石器的55%。2001年,在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兴隆洼文化第29号房址居住面上发掘出土各类石器40余件,多成组摆放。其中亚腰形有肩石锄多达26件,占该房址出土石器的65%。这种情况说明,亚腰形有肩石锄是兴隆洼文化居民最重要的生产工具。

  形体较大的扁平长方形石铲,是兴隆洼文化遗存又一重要生产工具,尤其是在白音长汗遗址和南台子遗址中,更为常见。这种石器的制法是先经打制成型,尔后再行磨光。其形制,有的呈刃宽顶窄的梯形,也有的呈亚腰形。石铲的刃部一般都经过精细磨制,有的刃口平直,有的刃口略弧。两侧边缘部分,多保留有打制痕迹。在南台子遗址发现的标本,上部打成亚腰,便于束缚木柄,前端的刃部呈凸弧状,两面“刃角”一致,形成正锋。刃部由于长期使用已经摩擦光滑,摩擦痕迹与刃边垂直,这是这种石铲经常用于掘土的实证。古代的铲和锄均属掘土工具,由于装柄的方式不同,其功能也有异。铲的装柄方式是以一根直木顺向绑缚在亚腰处,其功能是用于挖土或铲土,有类于锹或锨;锄的装柄方式是采用叉丫木制成倒钩状的柄,把倒钩部分绑缚在石器的亚腰处,其功能是用于刨土或松土,松土谓之锄,而刨土则具有镐的功能。兴隆洼文化遗存出土的石锄和石铲,既可以用于挖掘野生植物的根块,也可以用于整地松土,栽培作物。如果是后者,自然就是农具了。

  除了这种石锄和石铲,其他常见的生产工具主要有打制的石刀、石球,磨制的石斧、石锛、饼形器,琢制的磨盘、磨棒等。其中,石球、饼形器应属与狩猎活动有关的工具,而磨盘与磨棒则是用于加工谷物和野生植物籽实果核的工具。兴隆洼文化的石斧一般都制作得较为厚重,通体磨光器十分少见。石刀以打制的大石片为坯,只是在刃部进行进一步磨制加工,有直背斜刃长梯形和直背弧刃半圆形等式。这种工具,似与收割等活动无关,当属切割或砍斫工具。迹象表明,在兴隆洼文化遗存出土的生产工具,以适宜用于农具者所占的比例最大。

  在兴隆沟遗址发现的距今8000~7500年前后的兴隆洼文化中期遗存房址堆积和居住面上,曾发现大量破碎的动物骨骼以及完整的鹿角、猪头骨、狗的下颌骨,有的居室还曾发现炭化的山核桃果核。其中的猪头骨经过有关动物考古学专家的初步鉴定,有少数头骨已经具备家猪的某些特征,而其余具有明显野猪特征的猪骨标本,根据其埋藏方式分析,也不排除已被人工饲养的可能性。迹象表明,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出土的猪骨遗存,很可能代表着当时正处在被驯化的过程中的人工饲养种。而鹿骨和其他野生植物标本的发现则表明,狩猎采集活动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仍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关于辽海所在的中国北方地区的旱地农业起源问题,长相期以来,由于缺乏年代较早的谷物遗存实物资料,一直成为使人困扰的一个学术难题。2001~2003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发掘兴隆沟遗址的过程中,全程采用了通过浮选来提取植物遗存标本的方法,从而获取了一批重要的谷物实物遗存,为深入探讨辽海地区农业起源问题提供了新的实物例证。

  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境内的兴隆沟遗址共有三个地点,其中第一地点是一处属于兴隆洼文化中期的大型聚落遗址,年代距今8000~7500年;第二地点是一处带有长方形环壕的红山文化晚期聚落遗址,年代在距今约5000年前后;第三地点是一处带有圆形围壕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居住址,年代距今4000~3500年。在连续三年的发掘过程中,先后采集到浮选土样约1500份,每份样品的土量在10~20升之间,总计浮选土样多达2万升以上。浮选工作在发掘现场同步进行,使用的浮选设备是水波浮选仪,配备的分样筛规格为80目(网孔径0.2毫米)。通过实验室整理与分类,在兴隆沟第一地点采集的浮选样品中,发现的炭化植物遗存主要有炭化的木屑、硬果壳核和植物种子三大类。

  炭化木屑主要是指经过燃烧而形成炭的木材残存物。兴隆沟遗址浮选出的炭化木屑分别出土于灰坑、房址堆积及房址内的灶址。这类标本的提取,对于认识和复原兴隆洼文化时代辽海地区的环境气候和古植被环境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一手资料。硬果壳核主要指的是坚果的果壳和核果的果核。在兴隆沟第一地点浮选出的炭化硬果壳核,经有关专家鉴定,其中大部分都属于蒙古栎的籽实遗存。

  植物种子的成功提取是发掘兴隆沟遗址开展浮选工作的最大收获。在第一地点采集的土样中,共浮选出土各种炭化植物种子2400余粒,其中包括黍和粟两种农业栽培作物的籽实遗存。其中黍的出土数量较多,共计1500余粒,粟的数量较少,仅发现了数十余粒。这种现象意味着黍类作物在辽海地区最早出现的栽培业中,是种植数量最多的农作物。其他可以鉴定识别的植物种子还包括禾本科、豆科、唇形科、藜科、苋科、菊科、蔷薇科、葡萄科、芸香科等植物科属种子。

  栽培作物的起源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生物进化过程,是地理气候环境、人类活动、植物生长和演化这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探讨某种栽培作物起源的动因和过程,需要要同时考虑到当地生态环境特点和历史变迁、栽培作物及其野生祖本的生物特性以及演化趋向、人类的文化发展阶段和行为转变模式等因素。兴隆洼文化所分布的辽西地区地处衔接蒙古高原、东北平原和华北平原的三角地带,属于典型的生态过渡区域。兴隆沟遗址所在的赤峰敖汉一带的区域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气候干旱,土壤层薄,沙化严重,植被极容易遭受破坏,具有十分明显的过渡性和脆弱性两大特点。

  生态环境的过渡性决定了生存在这里的史前居民觅食结构和种类的多样化,当时的人类可以同时开发和选择各种动植物来作为食物的来源;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则使古人所选取的食物资源随时会由于过度的开发和气候环境的变化而出现危机。当自然生长状态下的某类物种无法满足人类的日常需求时,人工栽培和驯化的动机便会应运产生。而辽西一带,恰好又是黍类作物和粟类作物野生祖本狗尾草和野生黍的密集分布地域。在上述多种因素的交织作用和影响下,某些便于储藏越冬且产量较高的草本植物,就有可能成为当地古代居民从事最早栽培的选择对象。

  由于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出土的黍类和类粟籽实颗粒遗存是通过科学的浮选方法获得的完整的炭化谷物标本,而且这些标本的籽粒形态和细部特征都保存的十分完好,从而使得种属的鉴定工作获得了准确而可靠实物依据,最终被有关专家确定为属于人工栽培的物种。据加速器年代测定,兴隆沟第一地点出土的炭化黍、粟颗粒的年代为公元前5700~前5500年,属于目前为止中国北方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谷物实物颗粒遗存,从而为研究粟类作物在中国北方地区的起源和栽培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新史料。

  根据赵志军先生研究,兴隆洼遗址第一地点与第三地点出土的炭化黍粒在形态和尺寸上明显不同。第三地点出土的炭化黍粒均为圆球状,直径在1.9毫米左右,与现代黍粒的大小和形状已基本相同,第一地点出土的炭化黍粒呈长圆形,平均粒长和粒宽分别是1.6毫米和1.2毫米。根据已有的农业考古知识,黍在漫长的人工栽培过程中,籽粒形态的演化趋向是逐渐地由小变大、由长变圆、由瘪扁变丰满。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与第三地点出土的黍类遗存的年代相差约4000年,二者的比较结果也证实了上述的发展演化逻辑特征。量化统计结果表明,在兴隆沟第一地点出土的炭化植物种子中,谷物的数量约占15%,而在第三地点出土的炭化植物种子中,谷物所占的比重则高达99%,二者之间形成的这种明的对照,揭示出的正辽海地区旱地粟作农业由发生走向成熟的历史轨迹。

  兴隆沟第一地点出土黍类遗存尽管已经属于人工栽培品种,但在籽粒的形态上仍保留了较浓厚的野生祖本粒形较长,尺寸较小的特征,属于栽培作物进化过程中的初级品种。赵志军先生结合兴隆洼文化中期遗存古老的年代背景,指出兴隆沟第一地点出土的炭化黍在形态特征上所表现出的这些原始特性,揭示出了这些谷物遗存属于当地栽培的可能性。2014年9月,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举行的“世界小米起源与发展国际会议”上,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马丁·琼斯教授和中国学者赵志军先生都共同认为,兴隆沟第一地点出土的黍类和粟类谷物遗存,不仅是中国境内、同时也是世界范围内年代最早的小米实物遗存。

  综合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辽海西部地区是世界范围内最早发生旱地栽培农业的地区之一。早在距今8000年前,旱地粟作农业就已经在辽西一带出现并获得了初步发展。但是,尽管当时的辽海先民社会已经出现了农业生产,但其发展程度还十分有限,无论是谷物的栽培和家畜的驯化,都处于进化过程中。当时辽海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应该主要依赖于采集和渔猎,处于似农非农的早期发展阶段。

  当旱地粟作农业在辽海地区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发生之际,同其并存于黄河上游地区的大地湾文化、黄河中游一带的磁山文化、黄河下游一带的贾湖文化,也都属于重要的早期农业文化遗存。

  如前所述,在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的谷物栽培遗存正式发现以前,有关研究者对于兴隆洼文化社会农业经济因素的认识,主要的分析依据是对于农业生产工具的发现、定居村落的出现、陶器的普遍使用和遗址中猪骨骸的发现等考古学现象的观察。由于没有有谷物实物遗存的证明,所以有关研究者们对于兴隆洼文化的产业结构曾经有着各种不同的看法。以兴隆洼文化遗址的发掘者杨虎先生为代表的多数学者认为,兴隆洼文化是一种从事定居的农耕生活,同时也兼营渔猎的社会经济类型。而以秋山进午为代表的部分日本学者则认为,中国东北地区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如查海遗址和兴隆洼文化遗址,都不一定有农耕经济,其社会生产类型属于采集和渔猎经济。这样的看法,对于中国学术界,曾经产生一定影响c。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基础,学术界曾一度称东北文化区为渔猎经济文化区。目前看,这样的看法应该据最新的考古发现而相应地予以修正。

  1986~1994年,由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先后七次进行发掘的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在1993年的发掘过程中也曾采集到包括木炭、炭化种子、植物果实在内的少量炭化植物标本。其中木炭和果实是发掘过程中采集到的肉眼可见的标本,而炭化种子则是后来在实验室中从土样中筛选出来的。这批标本后来于2010年秋在山东大学第四纪环境与考古实验室进行了种属鉴定和分析,所取得的鉴定和分析结果,为探讨查海聚落遗址周围的古代植被和当时人类利用植物的方式提供了重要证据。查海遗址木炭鉴定结果显示,遗址中发现的树木种类以麻栎属为主,此外还有桦木属、杨属、榆树属、朴树属等阔叶树种,均属于落叶阔叶林中的基本树种。据考,麻栎属是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区域地带性植被的主要类型,榆树属、椴树属等常构成各种混交林,杨属、桦木属和赤杨属等常组成山地森林。有关研究者认为查海遗址木炭遗存的发现,意味着查海遗址乃至冀北辽西地区的广大范围内,距今7000年前后,聚落周围普遍生长着包括麻栎属、桦木属、杨属、榆树属、朴树属在内的阔叶树种,而目前该地区的低山丘陵和平原地带主要植被类型是草原,森林植被很少,这一方面可能是人类活动导致原生植被减少,也可能反映出当时的气候环境比现在更加温暖湿润。

  在查海遗址发现的炭化植物种子和果实约有10种,包括山杏的内果皮、胡桃属的内果皮、榛子的果壳、豆科植物种子、禾本科大狗尾草、狗尾草和马唐属的颖果等,多数都为可食的野生植物类型,这是当时的辽海居民植物性食物来源较丰富的反映,表明当时采集野生植物是查海聚落居民获取植物性食物的主要方式。尽管查海遗址尚没有确切的谷物栽培迹象的发现,但有关研究者注意到,查海遗址与兴隆沟遗址地理位置相邻,所处时代大致相同,而且文化面貌也有相似之处,由此推测查海遗址所代表的辽海古代社会应该也已经出现了早期植物栽培和动物驯化,之所以至今没有发现炭化的栽培植物遗存,可能与采样数量少和炭化植物遗存保存需要一定条件有关。(本文由孙莉、蔡鸿博、郝莎莎摘编自 田野 著《辽海地区的史前文明》第六章“早期农业与文明起源” 。内容略有删节、调整。)

责编:韩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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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海地区农业起源的考古学观察

发布时间: 2018-06-05

  考古学研究农业起源的基本方法和实践是通过寻找由狩猎采集经济向栽培作物、驯化动物转变过程中的动物和植物标本实物证据,来考察当时农业发生之际社会的生业形态。通过这样的方法和实践来收集和寻找农业起源一手材料的实践始于美国考古学家布雷德伍德(R.J.Braidwood)在地中海东岸扎格罗斯(Zagros)地区的考察和发掘。20世纪40~50年代,他领导的团队在被认为是驯化物种野生祖型的自然分布区域范围内的卡里姆·沙伊尔(Karim Shahir)和扎尔莫(Jarmo)两处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通过对于这两处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和植物遗存的鉴定分析,从中区分出了驯化种与野生种。这项先驱性的工作为后来的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研究农业起源创树了成功的范例。

  到了20世纪60~70年代,随着浮选法的发明与应用,收集和提取古代动物遗存的手段获得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有效提升。浮选法的基本工作原理是利用炭化植物种实颗粒和泥土颗粒相对于水的比重差异,利用水的浮力来分离土壤中的植物颗粒。这种行之有效的提取植物标本方法在应用过程中,先后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简易手工操作与进入70年代以来的机器浮选两个阶段。手工浮选的基本方法是将干燥的土样粉碎后倒入水中,均匀搅拌后,比重较轻的炭化种子就会浮起在水面上,提取后晾干即可供分析鉴定。


  浮选机的发明和使用源于1971年戴维·弗伦奇(D.French)对于土耳其坎恩哈桑(Can Hasan)遗址的发掘。其基本工作原理是利用水泵和排水设施以实现浮选用水源源不断的供给,在把比重较轻的炭化植物遗存从土样中分离的同时,也把比重较重的砂石、泥土等洗净。这种并不复杂、也谈不上高科技手段的浮选方法在考古实践中的应用,有效地解决了田野考古提取植物遗存的难题,使植物考古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目前,在国际学术界,随着资源管理理念的普及和日益深入人心,浮选已经成为资源管理的一部分,不包括浮选程序在内的考古发掘项目已经得不到相关管理部门的批准。

  在我国,借助植物和动物考古的方法来探索农业起源的考古实践,迟到20世纪末才正式起步,相对于欧美学术界,要明显偏晚。此前,我国考古界判断一种古代社会形态是否属于农业经济类型,观察的视野虽然也注意到了谷物的野生祖本植物的分布、谷物遗存的发现、家畜遗骸的发现等信息,但由于受到动植物遗存标本提取手段和鉴定技术相对滞后的制约,最常用的分析资料和判定标准主要是农业工具的组合、主要生活日用品的组合、农业村落的出现等。

  目前在辽海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是分布于辽西一带的小河西文化。从聚落形态角度观察,这是一种已经实现定居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据榆树山、西梁、查海遗址一期遗存出土的陶器分析,小河西文化常见的日常生活用品主要有陶器、骨器和蚌器。其中,以用于炊煮食物的夹砂素面筒形陶罐最具特色,此外,常见的日用陶器还有杯、钵类陶容器。生产工具组合常见有打制的砍砸器、亚腰形石锄,琢磨兼制的磨盘、磨棒,磨制的石杵、石臼、石斧、石锛和石凿等。在杨家洼遗址灶堂内发现有厚厚的灰土堆积,其侧遗有供盛储或炊煮之用的陶器以及供加工食物之用的石磨盘和石磨棒。灶址周围遗有丰富的榛子、核桃楸等果皮堆积。联系到邻境的燕山南麓东胡林遗址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已经发生农业栽培的事实,推测小河西文化时期,辽海地区的农业应该也已经发生,只是与传统的采集业、渔猎业相比,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的比例还十分有限而已。

  继小河西文化之后在辽西地区一带发展起来的考古学文化是兴隆洼文化。目前发现的兴隆洼文化的陶器种类主要有筒形罐、杯、盆、钵、碗、盘、盂、盅、盏、纺轮等。其中最常见的器物组合为筒形罐、杯、盆、钵、碗,尤以筒形罐和杯的数量最多。生产工具组合,除部分骨质工具和以细石器与骨器复合而成的骨柄石刃工具外,大部分均为石器。20世纪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曾在兴隆沟遗址采集到各类石器167件,其中数量最多的是打制的亚腰形有肩石锄,共有92件,占全部采集石器的55%。2001年,在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兴隆洼文化第29号房址居住面上发掘出土各类石器40余件,多成组摆放。其中亚腰形有肩石锄多达26件,占该房址出土石器的65%。这种情况说明,亚腰形有肩石锄是兴隆洼文化居民最重要的生产工具。

  形体较大的扁平长方形石铲,是兴隆洼文化遗存又一重要生产工具,尤其是在白音长汗遗址和南台子遗址中,更为常见。这种石器的制法是先经打制成型,尔后再行磨光。其形制,有的呈刃宽顶窄的梯形,也有的呈亚腰形。石铲的刃部一般都经过精细磨制,有的刃口平直,有的刃口略弧。两侧边缘部分,多保留有打制痕迹。在南台子遗址发现的标本,上部打成亚腰,便于束缚木柄,前端的刃部呈凸弧状,两面“刃角”一致,形成正锋。刃部由于长期使用已经摩擦光滑,摩擦痕迹与刃边垂直,这是这种石铲经常用于掘土的实证。古代的铲和锄均属掘土工具,由于装柄的方式不同,其功能也有异。铲的装柄方式是以一根直木顺向绑缚在亚腰处,其功能是用于挖土或铲土,有类于锹或锨;锄的装柄方式是采用叉丫木制成倒钩状的柄,把倒钩部分绑缚在石器的亚腰处,其功能是用于刨土或松土,松土谓之锄,而刨土则具有镐的功能。兴隆洼文化遗存出土的石锄和石铲,既可以用于挖掘野生植物的根块,也可以用于整地松土,栽培作物。如果是后者,自然就是农具了。

  除了这种石锄和石铲,其他常见的生产工具主要有打制的石刀、石球,磨制的石斧、石锛、饼形器,琢制的磨盘、磨棒等。其中,石球、饼形器应属与狩猎活动有关的工具,而磨盘与磨棒则是用于加工谷物和野生植物籽实果核的工具。兴隆洼文化的石斧一般都制作得较为厚重,通体磨光器十分少见。石刀以打制的大石片为坯,只是在刃部进行进一步磨制加工,有直背斜刃长梯形和直背弧刃半圆形等式。这种工具,似与收割等活动无关,当属切割或砍斫工具。迹象表明,在兴隆洼文化遗存出土的生产工具,以适宜用于农具者所占的比例最大。

  在兴隆沟遗址发现的距今8000~7500年前后的兴隆洼文化中期遗存房址堆积和居住面上,曾发现大量破碎的动物骨骼以及完整的鹿角、猪头骨、狗的下颌骨,有的居室还曾发现炭化的山核桃果核。其中的猪头骨经过有关动物考古学专家的初步鉴定,有少数头骨已经具备家猪的某些特征,而其余具有明显野猪特征的猪骨标本,根据其埋藏方式分析,也不排除已被人工饲养的可能性。迹象表明,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出土的猪骨遗存,很可能代表着当时正处在被驯化的过程中的人工饲养种。而鹿骨和其他野生植物标本的发现则表明,狩猎采集活动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仍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关于辽海所在的中国北方地区的旱地农业起源问题,长相期以来,由于缺乏年代较早的谷物遗存实物资料,一直成为使人困扰的一个学术难题。2001~2003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发掘兴隆沟遗址的过程中,全程采用了通过浮选来提取植物遗存标本的方法,从而获取了一批重要的谷物实物遗存,为深入探讨辽海地区农业起源问题提供了新的实物例证。

  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境内的兴隆沟遗址共有三个地点,其中第一地点是一处属于兴隆洼文化中期的大型聚落遗址,年代距今8000~7500年;第二地点是一处带有长方形环壕的红山文化晚期聚落遗址,年代在距今约5000年前后;第三地点是一处带有圆形围壕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居住址,年代距今4000~3500年。在连续三年的发掘过程中,先后采集到浮选土样约1500份,每份样品的土量在10~20升之间,总计浮选土样多达2万升以上。浮选工作在发掘现场同步进行,使用的浮选设备是水波浮选仪,配备的分样筛规格为80目(网孔径0.2毫米)。通过实验室整理与分类,在兴隆沟第一地点采集的浮选样品中,发现的炭化植物遗存主要有炭化的木屑、硬果壳核和植物种子三大类。

  炭化木屑主要是指经过燃烧而形成炭的木材残存物。兴隆沟遗址浮选出的炭化木屑分别出土于灰坑、房址堆积及房址内的灶址。这类标本的提取,对于认识和复原兴隆洼文化时代辽海地区的环境气候和古植被环境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一手资料。硬果壳核主要指的是坚果的果壳和核果的果核。在兴隆沟第一地点浮选出的炭化硬果壳核,经有关专家鉴定,其中大部分都属于蒙古栎的籽实遗存。

  植物种子的成功提取是发掘兴隆沟遗址开展浮选工作的最大收获。在第一地点采集的土样中,共浮选出土各种炭化植物种子2400余粒,其中包括黍和粟两种农业栽培作物的籽实遗存。其中黍的出土数量较多,共计1500余粒,粟的数量较少,仅发现了数十余粒。这种现象意味着黍类作物在辽海地区最早出现的栽培业中,是种植数量最多的农作物。其他可以鉴定识别的植物种子还包括禾本科、豆科、唇形科、藜科、苋科、菊科、蔷薇科、葡萄科、芸香科等植物科属种子。

  栽培作物的起源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生物进化过程,是地理气候环境、人类活动、植物生长和演化这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探讨某种栽培作物起源的动因和过程,需要要同时考虑到当地生态环境特点和历史变迁、栽培作物及其野生祖本的生物特性以及演化趋向、人类的文化发展阶段和行为转变模式等因素。兴隆洼文化所分布的辽西地区地处衔接蒙古高原、东北平原和华北平原的三角地带,属于典型的生态过渡区域。兴隆沟遗址所在的赤峰敖汉一带的区域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气候干旱,土壤层薄,沙化严重,植被极容易遭受破坏,具有十分明显的过渡性和脆弱性两大特点。

  生态环境的过渡性决定了生存在这里的史前居民觅食结构和种类的多样化,当时的人类可以同时开发和选择各种动植物来作为食物的来源;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则使古人所选取的食物资源随时会由于过度的开发和气候环境的变化而出现危机。当自然生长状态下的某类物种无法满足人类的日常需求时,人工栽培和驯化的动机便会应运产生。而辽西一带,恰好又是黍类作物和粟类作物野生祖本狗尾草和野生黍的密集分布地域。在上述多种因素的交织作用和影响下,某些便于储藏越冬且产量较高的草本植物,就有可能成为当地古代居民从事最早栽培的选择对象。

  由于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出土的黍类和类粟籽实颗粒遗存是通过科学的浮选方法获得的完整的炭化谷物标本,而且这些标本的籽粒形态和细部特征都保存的十分完好,从而使得种属的鉴定工作获得了准确而可靠实物依据,最终被有关专家确定为属于人工栽培的物种。据加速器年代测定,兴隆沟第一地点出土的炭化黍、粟颗粒的年代为公元前5700~前5500年,属于目前为止中国北方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谷物实物颗粒遗存,从而为研究粟类作物在中国北方地区的起源和栽培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新史料。

  根据赵志军先生研究,兴隆洼遗址第一地点与第三地点出土的炭化黍粒在形态和尺寸上明显不同。第三地点出土的炭化黍粒均为圆球状,直径在1.9毫米左右,与现代黍粒的大小和形状已基本相同,第一地点出土的炭化黍粒呈长圆形,平均粒长和粒宽分别是1.6毫米和1.2毫米。根据已有的农业考古知识,黍在漫长的人工栽培过程中,籽粒形态的演化趋向是逐渐地由小变大、由长变圆、由瘪扁变丰满。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与第三地点出土的黍类遗存的年代相差约4000年,二者的比较结果也证实了上述的发展演化逻辑特征。量化统计结果表明,在兴隆沟第一地点出土的炭化植物种子中,谷物的数量约占15%,而在第三地点出土的炭化植物种子中,谷物所占的比重则高达99%,二者之间形成的这种明的对照,揭示出的正辽海地区旱地粟作农业由发生走向成熟的历史轨迹。

  兴隆沟第一地点出土黍类遗存尽管已经属于人工栽培品种,但在籽粒的形态上仍保留了较浓厚的野生祖本粒形较长,尺寸较小的特征,属于栽培作物进化过程中的初级品种。赵志军先生结合兴隆洼文化中期遗存古老的年代背景,指出兴隆沟第一地点出土的炭化黍在形态特征上所表现出的这些原始特性,揭示出了这些谷物遗存属于当地栽培的可能性。2014年9月,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举行的“世界小米起源与发展国际会议”上,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马丁·琼斯教授和中国学者赵志军先生都共同认为,兴隆沟第一地点出土的黍类和粟类谷物遗存,不仅是中国境内、同时也是世界范围内年代最早的小米实物遗存。

  综合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辽海西部地区是世界范围内最早发生旱地栽培农业的地区之一。早在距今8000年前,旱地粟作农业就已经在辽西一带出现并获得了初步发展。但是,尽管当时的辽海先民社会已经出现了农业生产,但其发展程度还十分有限,无论是谷物的栽培和家畜的驯化,都处于进化过程中。当时辽海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应该主要依赖于采集和渔猎,处于似农非农的早期发展阶段。

  当旱地粟作农业在辽海地区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发生之际,同其并存于黄河上游地区的大地湾文化、黄河中游一带的磁山文化、黄河下游一带的贾湖文化,也都属于重要的早期农业文化遗存。

  如前所述,在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的谷物栽培遗存正式发现以前,有关研究者对于兴隆洼文化社会农业经济因素的认识,主要的分析依据是对于农业生产工具的发现、定居村落的出现、陶器的普遍使用和遗址中猪骨骸的发现等考古学现象的观察。由于没有有谷物实物遗存的证明,所以有关研究者们对于兴隆洼文化的产业结构曾经有着各种不同的看法。以兴隆洼文化遗址的发掘者杨虎先生为代表的多数学者认为,兴隆洼文化是一种从事定居的农耕生活,同时也兼营渔猎的社会经济类型。而以秋山进午为代表的部分日本学者则认为,中国东北地区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如查海遗址和兴隆洼文化遗址,都不一定有农耕经济,其社会生产类型属于采集和渔猎经济。这样的看法,对于中国学术界,曾经产生一定影响c。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基础,学术界曾一度称东北文化区为渔猎经济文化区。目前看,这样的看法应该据最新的考古发现而相应地予以修正。

  1986~1994年,由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先后七次进行发掘的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在1993年的发掘过程中也曾采集到包括木炭、炭化种子、植物果实在内的少量炭化植物标本。其中木炭和果实是发掘过程中采集到的肉眼可见的标本,而炭化种子则是后来在实验室中从土样中筛选出来的。这批标本后来于2010年秋在山东大学第四纪环境与考古实验室进行了种属鉴定和分析,所取得的鉴定和分析结果,为探讨查海聚落遗址周围的古代植被和当时人类利用植物的方式提供了重要证据。查海遗址木炭鉴定结果显示,遗址中发现的树木种类以麻栎属为主,此外还有桦木属、杨属、榆树属、朴树属等阔叶树种,均属于落叶阔叶林中的基本树种。据考,麻栎属是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区域地带性植被的主要类型,榆树属、椴树属等常构成各种混交林,杨属、桦木属和赤杨属等常组成山地森林。有关研究者认为查海遗址木炭遗存的发现,意味着查海遗址乃至冀北辽西地区的广大范围内,距今7000年前后,聚落周围普遍生长着包括麻栎属、桦木属、杨属、榆树属、朴树属在内的阔叶树种,而目前该地区的低山丘陵和平原地带主要植被类型是草原,森林植被很少,这一方面可能是人类活动导致原生植被减少,也可能反映出当时的气候环境比现在更加温暖湿润。

  在查海遗址发现的炭化植物种子和果实约有10种,包括山杏的内果皮、胡桃属的内果皮、榛子的果壳、豆科植物种子、禾本科大狗尾草、狗尾草和马唐属的颖果等,多数都为可食的野生植物类型,这是当时的辽海居民植物性食物来源较丰富的反映,表明当时采集野生植物是查海聚落居民获取植物性食物的主要方式。尽管查海遗址尚没有确切的谷物栽培迹象的发现,但有关研究者注意到,查海遗址与兴隆沟遗址地理位置相邻,所处时代大致相同,而且文化面貌也有相似之处,由此推测查海遗址所代表的辽海古代社会应该也已经出现了早期植物栽培和动物驯化,之所以至今没有发现炭化的栽培植物遗存,可能与采样数量少和炭化植物遗存保存需要一定条件有关。(本文由孙莉、蔡鸿博、郝莎莎摘编自 田野 著《辽海地区的史前文明》第六章“早期农业与文明起源” 。内容略有删节、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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